第9部分(第1/4 页)

，投资的收益预期即刻逆转，于是大量资本开始外逃，本币迅速贬值，终于触发了导致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的东亚金融危机。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简单地讲，就是我们必须善待和珍惜“比较优势”，千万不要在一国的贸易条件尚未恶化、国家创新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轻易地摒弃“比较优势竞争模式”。

当然，我们决不否认自主创新能力在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但是，就像世界银行在《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所指出的那样，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的增加并不一定构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保证。当一个国家缺乏具有技能的人力资源和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时候，很可能会造成研究与开发经费的低效率使用。

不仅如此，当一国的比较优势还足够大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开展自主创新，反而有可能造成过度创新的消极后果。这里的逻辑可以简单叙述如下：有效的创新总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生产率提高而来的将是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商品价格的下降，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随之而来的必定是要素价格，也就是要素收入的下降，特别是被创新所替代的劳动要素收入的下降，这时，即使不发生整个国民经济的贫困增长，至少也会发生劳动相对贫困的增长。当然，可以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自主创新的产品主要是用于出口的，并且该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保持不变。然而问题恰好就在于：既然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保持不变，那么比较优势竞争就是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通过迂回的自主创新生产方式，去追求一种具有极大风险的创新收益，并且还会导致劳动受损的竞争战略或增长模式呢？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6）

现在，让我们回到此节所要讨论的主题：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国际竞争模式才是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呢？要对这个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我们首先就需要给出可供中国进行选择的约束条件（即我们进行选择时所必须面对的初始条件）。对此我们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第一，从要素禀赋看，中国是一个劳动要素非常密集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期末人数为亿多人，而中国拥有的劳动人口可能高达7亿人左右，中国的农村绝对吸纳不了余下的6亿左右的劳动力。因此，在今天的中国事实上还存在着大量被闲置的过剩劳动。

第二，中国的人力资本高度短缺。2002年每百万人中的工程师数量，中国为633人、阿根廷为715人、韩国为2　979人、日本为5　085人、德国为3　222人、美国为4　526人。在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国家中（包含了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典型国家）工程师人数相对比例最低的国家就是中国。尽管中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速度飞快，但是毕业人数较多的是文科生，工科生的毕业人数至少从相对比例上来讲是一直在下降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培养工科生需要更多的投入，因此当教育投入不足时，工科生的供给数量必然会下降）。

第三，中国技术创新的效率是很低的。目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　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在绝对量上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然而，拥有如此多研发人员的中国，在技术创新中的效果并不显著。不仅在创新的总量上要少于美、德、日、韩，而且在结构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在美国和日本等国，技术创新主要是由私人完成的，而在中国技术创新则主要是由政府和非居民的组织完成的。2003年，以上所列国家的私人部门与政府和非居民组织的创新比率大致为：中国、美国、日本。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自主创新效率很低的国家。这是因为，私人部门不仅面对较硬的预算约束，而且其创新取向总是面向市场竞争的，但是，政府以及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公共机构的创新不仅存在众所周知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而且在创新过程中经常表现出忽略市场的倾向，因而就难免创新低效率现象的发生。

第四，中国不仅是一个技术创新效率较低的国家，而且也是一个创新体系很不健全的国家。中国有着为数不少的科学家，但是中国缺少工程师，结果中国很多的发明创造很难通过工程师之手完成从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到企业商业性开发的转变过程。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能够把“产、学、研”组合在一起的国家创新体系和组织构架，中国的自主创新明显地处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