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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建设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

任何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其现代化发展都不能脱离其自身的历史。对于许多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说，虽然其现实的发展已完全不在其传统的历史逻辑上，但是其发展之根依然连接着其历史的血脉。历史虽然不能完全决定这些国家的现在与未来，但其深层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影响往往直接作用于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精神结构、生活结构和治理结构。精神结构涉及个体与民族的基本信仰与认同；生活结构涉及个体、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与互动；治理结构则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与原则。这三个层面的基本结构都在历史中形成，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并通过生命和文化的承继而对当下产生影响。就治理结构而言，这涉及政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政治都会对社会发展起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由于其基础结构不同，这种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也就不同，因而，也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社会建设现代国家的基础与逻辑。在中国，这种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中国悠久的历史铸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不仅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结构和生活方式，而且通过其内在的治理结构决定了政治要素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属于东方社会，农耕社会是其文明成长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在这样的文明成长的环境下，国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由此在古代中国锻造了一个强大的官僚主导的行政性帝国。在这样的帝国中，*看到了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

*描述的景象基本上与中国帝制时期相吻合。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下，政府的统治是一个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治理的善恶关系民生的苦乐，政权的稳定关系帝国的分合。中国的千年帝国维系于前后相因的千年政统。这个政统源于中国文明的成长，基于宗法社会、皇权专制、官僚统治和儒学主导的有机统一，在帝国时代，它超越了王朝更替、国家分合、政权流转，成为维系这个民族与社会于一体的内在整合体系。然而，到了近代，面对现代化的冲击，这个体系则无法超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实现自我的转型，结果，在经历了几番挣扎之后，倒塌解体。辛亥革命埋葬了帝国体系，结束了千年政统，迎来了共和*与现代化的新历程。由此，中国开始了现代国家的建设。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6）

帝国体系的崩解是历史的必然，而且这种崩解是相当彻底的。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对国家权力依赖这种基础性治理结构，并没有随着帝国体系的崩解而消失，相反，它依然决定着中国现代型国家的成长。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由于传统社会是在帝国体系下被整合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自身没有强大的力量和机制来推动自身的整合，所以，这个社会的组织与运行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是这个社会的内在属性。这种依赖决定了帝国体系解体之后的国家建构，首先要建构的是国家权力核心，并通过这个核心建构基本的秩序（林尚立，2005）。也许这个国家建设逻辑对于任何试图迈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都是适用的，但在中国，这个逻辑所形成的政治要求似乎更加迫切一些。为此，孙中山先生在当年提出了“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政治发展议程，其背后的逻辑就是：首先要通过强制力确立国家的权力中心，并形成发展的基本秩序，进而通过政党的力量来整合和教化民众，推动社会的*化和现代化建设，最终达成宪政*。辛亥革命开启的*共和一直无法使国家得以成长的事实，使孙中山先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重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并保持其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是中国*共和与国家建设得以实质性推动的关键所在。孙中山将其所领导的革命和*共和实践与苏俄的革命进行比较后认为，他的革命和国家建设之所以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功，教训有二：其一，革命党不强，没有苏俄那样有组织、有力量、有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