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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是成功的制度变革所必需的。就此而论，“温岭模式”为我们提示了一条也许是村民自治已经广泛实行之后继续推进基层*建设的路径和方向。　。　想看书来

民主建设发展的重要尝试：温岭“民主恳谈会”所引发的思考（3）

第二，关于*建设的动力机制和过程的思考。从静态的角度考察和比较“温岭模式”的特点和性质，尚不足全面揭示它所具有的意义。正如我们在短短的考察中已经深刻感受到的那样，“温岭模式”在温岭的出现自有其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非但没有局限它所具有的意义，反而从一个特殊的面向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在以往的调查中所已经感知的现象。

如前所述，温岭是一个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地区，110多万居民生活在方圆9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因而除去不适于居住的山地，人均可耕地的面积相当有限；为了保障工厂和住房不致侵占过多的可耕地，温岭人不得不采取特殊的办法。在乡村和城区，抬眼望去几乎都是楼房，或奢华或简陋，其共同的特征就是向空间发展而尽可能少地占有土地。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温岭是一个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崛起的经济发达地区，仅上缴地方财政一项每年即高达20多亿元。经济发展在温岭所导致的变化绝非利税数字所能说明的。一方面，温岭的经济发展主要来自于民营经济的迅速增长，摩托汽配、机电、鞋革塑料、水产食品和建材号称温岭的五大主导产业，行业中90％以上均是民营企业。另一方面，温岭经济的起飞最早来自于外出打工经商，至今仍有1/4的人口常年在外。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积累，温岭目前已经走出了求温饱求生存的阶段而开始进入一种改善生活环境、讲求生活质量的时期，因而城区建设的精品化、乡村建设的城市化、公共建设的配套化正在全面展开。

这种状况的出现对于我们所讨论的主题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确切地说，造成了一种极其特殊的决策环境、经济的发达和人口的流动从物质和知识两个方面对地方公共组织包括市镇基层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决策过程带来了新的变量和压力。正如我们在观摩中所看到的那样，伴随着城市化而来的乡镇行政区调整、乡镇整体规划的制订和修改、镇村两级道路规划的调整和道路工程的启动、中小幼职成教育规划的制订、中小学布局的调整和校舍的全面改建、乡镇供水规划的制订、乡镇陵园的建设等等，频繁地成为“*恳谈会”的主题内容，而这些规划所涉及的资金之大达到以百万乃至千万元计，建设周期涵盖了4~5年，而其产生的影响则会延至数十年。面对这样的决策内容，乡镇干部不能不更加谨慎。而那些为之付出多年努力、尔后又会受到更多影响的村民不能不积极地参与其间。其实，如果没有“*恳谈会”的形式，这些曾经走出去见过世面或者仍然生活在大城市而不时返乡的村民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间接地参与决策过程，在强烈不满的情况下更会运用“上访告状”和“打官司”的手段达到改变既有政策方案的目的。总之，村民的经济利益和知识水平已经从根本上造成了“*议政”的需求。反之，如若相应的制度供给不足则会以对干部和组织而言更具破坏性的方式产生恶劣的后果。我们在现场的观摩和事后的访谈中都曾体会到村民对“*恳谈会”的热情，而基层干部所言“我们为大家办事，何必引来大家的不满”，实在是用朴素的言语道出了，“*恳谈会”得以实行的真正原因之一。

民主建设发展的重要尝试：温岭“民主恳谈会”所引发的思考（4）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恳谈会”由简单形态过渡到目前这种状况的过程中，许多有意识有思想的各级基层干部乃至学界先进都曾在其间发挥着特殊的导向作用和创议功能。我们既曾遇到了对学界文献相当谙熟且对本地经验如数家珍的乡镇“村民自治专家”，也遇到了对“*恳谈会”的重要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并一意推广实行的地市干部。他们的贡献和作用确实是十分突出的，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没有“温岭模式”的现在，但说到底，如果没有普通村民所构成的制度创新需求，少数人的先觉先悟也只会沦为我们在历史上所见不鲜的空想实验。易言之，这些先行者的最大贡献乃是他们对于村民的*议政需求最为敏感且能够将其引为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

较之于那些贫困地区乡镇一级政府处心积虑地考虑如何才能在不激起更大不满的条件下完成上级交给的提留任务而言，温岭的基层政权所面对的则是一种相对积极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决策任务，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