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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和父亲回到零落破败的家中，从夹壁墙里起出五十块大洋，化装成叫花子模样，混进县城，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半挑着红灯笼的小铺子里，找到一个涂脂抹粉的女人，买了五百发子弹，然后，潜伏数日，费尽心机混出城门，准备找冷麻子算帐。

爷爷和父亲赶着那只快要被屎憋死的小山羊赶到村子西头的高粱地里时，是墨水河大桥伏击战后第六天下午——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十五下午，日本鬼子四百多人、伪军六百多人，把我们的村庄包围得像铁桶一样。爷爷和父亲赶快撕开羊屁眼儿，小山羊拉出一公斤屎后，又拉出了几百发子弹。父子二人不顾脏臭，赶紧武装起来，在高粱地里与侵略者展开悲壮战斗。虽射杀日本士兵数十人，伪军数十人，但终因势单力孤，无力回天。傍晚时，村里百姓往无枪声的村南“出水”，遭到日本机枪疯狂扫射。数百名男女死在高粱地里，辗转翻滚的半死的乡民，压倒了无数的红高粱。

鬼子撤退时，点燃了村里所有的房屋，冲天大火，经久不熄，把半个天都烧白了。那天晚上的月亮，本来是丰厚的、血红的，但由于战争，它变得苍白、淡薄，像艳色消褪的剪纸一样，凄凄凉凉地挂在天上。

“爹，我们到哪儿去？”

爷爷没有回答。

狗　道。1

光荣的人的历史里羼杂了那么多狗的传说和狗的记忆，可恶的狗可敬的狗可怕的狗可怜的狗！爷爷和父亲在他们人生的十字路口踌躇俳徊时，数百条狗在我家黑狗、绿狗、红狗的率领下，在我们村南高粱地里的屠杀场上，用坚硬的脚爪踩出一条又一条灰白的小道。我家原先养着五条狗，两条历尽沧桑的黄狗在我父亲三岁那一年同时去世。黑狗、绿狗、红狗成为狗群三领袖在屠杀场上显露才华时，都年近十五周岁，这对人来说还是少年，但对狗来说，已是不惑之年了。

大屠杀过后的日子里，汩漫的黑血毫不留情地涂盖了爷爷和父亲在墨水河桥头伏击战斗中刻在心头的痛苦记忆，好似黑云掩没了血红的太阳。但父亲对我奶奶的思念，总像阳光一样，挣扎着从云缝里射出来。被黑云遮掩的太阳一定是极端痛苦的，那些穿破重云射出来的阳光使我战栗不安；父亲在与吃尸疯狗的坚韧斗争过程中间歇发作的对奶奶的深切思念，更使我惶惶如丧家之犬。

一九三九年中秋节晚上的大屠杀，使我们村几乎人种灭绝，也使我们村几百条狗变成了真正的丧家之犬。爷爷对着那些趋着血腥味前来吃尸的狗，连连射击，“自来得”手枪在他手里声嘶力竭地叫着，枪体散着灼热的气息。枪筒发出暗红色，在白得如霜、凉得如冰的中秋月下。激战过后的高粱地，罩在皎洁的凄凉的月色里，显得分外清静。村子里的火焰烧得正旺，火舌乱纷纷地舔着低矮的天空，发出旗帜在急风幡动的声响。日本军和皇协军攻破村庄后，点燃了村子里所有的房屋，然后从村子的北围子出口撤走了。这是三小时之前的事了，那时候爷爷在七天前受过伤的右臂金疮迸裂，胳膊像死去了一样不会动弹。父亲帮着他捆扎伤口。爷爷被打得滚热的手枪扔在高粱根下潮湿的黑土上，滋滋地叫着。捆扎好伤臂，爷爷坐在地上，听着日本人的战马嘶哑地鸣叫，马蹄如旋风般响着，从村子里渐渐向村北聚拢，最终消逝在村北和平的高粱地里，连同驮炮骡子们的杂种腔调，连同皇协军们的疲惫不堪的脚步声。

父亲站在坐着的爷爷身旁，一直用力捕捉着日本大洋马的蹄声。下午，父亲被那匹冲他压过来的火红色的大洋马吓破了胆，他眼见着洋马面盆大的蹄子对准自己的脑袋扇过来，弧形的铁蹄像一道触目的闪电，在他的意识深处亮开。父亲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爹，然后双手捂着脑袋，蹲在高粱棵子里。马肚子上浓烈的尿臊和汗酸味被马身带起的旋风漫卷着，沉重地胡涂在父亲的头上和身上，久久拂不去。洋马肥胖的身体把高粱棵子闯得东倒西歪，苍老的、然而更加鲜红的高粱米粒像冰雹般打在父亲的头上，地上布着一层可怜的红高粱籽粒。父亲想起高粱籽粒打在仰面朝天躺在高粱地里的奶奶脸上的情景。七天前高粱成熟但未苍老，高粱米粒是靠着鸽子们的短嘴频频啄击才脱壳落下的，也不是如密集的冰雹，而是如温柔的稀疏的雨点。奶奶微开的血色褪尽的苍白双唇间亮着贝壳般牙齿，牙齿上托着五七粒钻石般闪烁的红高粱的生动图画迅速地出现在父亲眼前，又迅速地消逝。冲过去的那匹大洋马又困难地弯回来，高粱在马腚后痛苦挣扎着，有的断裂，有的弯曲，有的重新站起来，在秋风中像发疟疾涌来寒潮般颤抖。父亲看到大洋马因急促呼吸而圆睁的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