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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奥运结缘纯属偶然。

那是1993年的春天，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有一天接到通知去主持一场为国际奥委会评估团举办的晚会，中英文都由我一个人来担当。我很认真地研究节目，不外京剧、杂技、武术之类国粹。中文好办，串词是现成的，但是直接翻译成英语是不行的。一是缺少背景介绍，老外恐不明就里，而且中文串词多慷慨激昂的对仗，翻成英语就显空洞，甚至莫名其妙。于是我决定英文干脆与中文脱离，另写一份，到时中英文穿插着说也不显重复。

当晚演出一切顺利。演出后，我正在后台卸妆，导演跑来说奥申委的几位领导要见我，其中就有何振梁先生。他一见面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表示祝贺：“评估团的官员都在说，这个中国女孩的英语怎么这么漂亮！你给咱们北京争了光！”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大概谦虚了一番。

不久就接二连三地主持一系列申奥活动，如萨马兰奇主席参加的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等等，直至七月份接到通知作为申奥代表团成员赴蒙特卡洛。我的任务很明确：一旦申奥成功，中国就要在当地举办答谢酒会，由我主持。虽然我在大学本科学的是英文专业，又主持了三年多以各国风情为主要内容的《正大综艺》，但其实在这之前我从未去过西方国家，又是如此的大事，所以既兴奋也紧张。晚上睡不着觉来琢磨说什么话才显热情喜悦又不失大国风范。还专门定做了中、西式的礼服各一套备用。出国的专机上，同我一样兴奋的团员们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流传着“某气功大师测过了，这回主办权肯定是咱的了！”

对另外一种可能性，我没有思想准备

到了蒙特卡洛没几天，我的心中就有了不一样的预感。翻开每天的当地报纸，对北京的评价以负面为多。在整体政治气氛下，北京市官员的话被断章取义，一句“申奥不成，没脸去亚特兰大”就变成了第二天的大标语“北京如果申奥不成，将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从哪说起呢？干着急，有劲儿使不上。同时，我自己的心情也很复杂。我们的沟通能力与公关水平相比其他城市显得薄弱；代表团成员中懂外语的不多，成天与自己人凑在一起，倒是合唱团的十二个女孩子（为什么总是靠孩子？）在奥委会委员必经的走廊上唱《奥林匹克颂》，恳切又有点单薄。而悉尼的志愿者已经把大街小巷的餐馆酒吧插满了他们的旗帜。中国的一些官员也缺乏应对国际媒体的经验，在记者招待会上遇到尖锐的问题时，竟然以〃咱们会后再交换意见〃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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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大师的预测也没有那么准（1）

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合唱团的女孩们抱在一起哭了，天真的她们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她们还唱得不够好。转播结束后，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同事们从体育馆走回饭店，一路上大家都不说话。雨后的马路上到处都是水洼，路灯拖出我们长长的影子。回到房间，我把挂在衣橱里的礼服叠了起来，压进了箱子。那两件礼服，我从此再也没穿过。回国的飞机上我哭了，不是因为输不起，而是因为何老特意走到我身边，说：“杨澜，真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都这个时候了，老人永远想着我们，让我感动。透过舱窗俯视，美丽的蒙特卡洛阳光灿烂，白帆游弋，让中国人的失落如过眼云烟。我心里想：“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怎么回来，我其实并不知道。

申奥的经历促使我做出人生的一个决定：辞去工作，出国留学。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那么少，对国际事务的认识那么幼稚，甚至，自己的英语那么不够用！

我要永远感谢2001年春节前接到的那个电话。我当时刚生了女儿两个多月，正在家里手忙脚乱呢，电话铃响了。是奥组委的赵卫，他自我介绍后就直接问：“我们想聘请你做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并且参加文化计划的陈述小组，你愿意吗？”“当然！”我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有感到意外，好像自己早就知道会接这个电话。我只问，需要我什么时候到位？那天晚上，抱着怀里的孩子，我对她轻声说：“宝贝，看来妈妈要提前给你断奶了。对不起！妈妈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一件没有完成的事。”直到今天，女儿还会很骄傲地说：“妈妈，这么说我也为北京奥运会做过贡献是吗？”当然，宝贝！

也许这样说有点不讨人喜欢，但我时候还是认为，93年申奥失利未见得不是好事。只差两票，挺“冤”的，也不“冤”。就像任何一场体育比赛，有本事就别差那秒。输，就要认。有些事必须水到渠成，瓜即使强扭下来，也是不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