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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烟。我不想让他们一眼看出我显然刚从外地来、从加州来。所以我推着妈妈硬着头皮进去了，好像没什么，虽然的确有什么。”

“有道理。”我很理解她想融入纽约的迫切心情，我很高兴也有人承认在这里没有归属感。

虽然我一开始就对凯蒂很有好感，但是聊了几分钟后，我就意识到了我们之间的巨大差异。她一直待在学校，一路读到法学院；而我早早地参加了工作。我相信只要是自己独立生活过的人（哪怕是工作才一两年），对事物的认识和学生就不一样。我虽然才23岁，不敢说是同龄人中最成熟的，但至少和凯蒂站在一起时，我显然成熟得多。她一直住在学生公寓（漂亮的公寓楼是专给法学院学生用的）；而我从大一时起就没有住过学生公寓楼。她妈妈陪她一起来法学院报到；陪我来的是我丈夫和一只猫。她大学的最后一年忙着为她的妇女会筹款，好像她是联合国代表；而我最后一年忙着筹钱交房租。

我们一人捧着一杯香槟往甲板上走，我准备把凯蒂介绍给雷切尔、戴维和乔。这时，我发现后面一直跟着两个人，鬼鬼祟祟的。

“那两个人是谁？”我悄声说。

“哦，矮个子是阿伦，高个子是韦德。他们好像整个晚上都在我身后转悠，怎么回事？”

“哈，我猜是因为你太漂亮了，一头金发真吸引人。”其实我想她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她的超短裙。

“啊哈，不会吧，你没注意到我是平胸吗？我妹妹刚刚做了隆胸，现在和‘丹佛野马’睡上了。他们都是不错的小伙子，是吧？”

“丹佛野马？”

“确切地说，是阿伦和韦德。”

原来就是他们啊，韦德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美国男大联谊会会员，他从一开始就表达出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以最少付出换取最大回报的愿望。“我相信我只要一拿到毕业证，我的钱财就会滚滚而来。”他拿着啤酒，已经开始畅想未来。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伦显然把学业当成了事业，他三十出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博士，还在伦敦大学学过经济学，之前在他家乡英国的一所大学教书。他没有明确打算，只是希望多读点书。

晚上的气氛渐渐进入高潮，凯蒂、韦德、阿伦和我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甲板上，外面的气温明显下降了。雷切尔正和一位叫伊丽莎白的女孩聊天，这个女孩穿得非常职业，黑色西裤、白色衬衣，与这里大多数学生的随意穿着形成强烈反差。她讲话时喜欢打手势，我立刻被她右手无名指上闪闪发光的硕大钻戒吸引住了。伊丽莎白每动一下手，光芒就从不同的钻面反射出来，让我想起了旁边酒吧空空舞台上空不停转动的迪斯科球。我下意识地把自己手上的结婚钻戒转了个方向，让那枚不起眼的石头朝向手心。

我和伊丽莎白聊了一会儿，她来自波士顿，父亲是波士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近两年她在美邦公司做分析师，长期的睡眠不足导致了她的黑眼圈。伊丽莎白想朝商业方向发展。

“我本来想读MBA，之所以上法学院完全是我爸爸的意愿，我总有一天还是会去投行工作的——我想致力于结构性融资——但是爸爸坚持让我走这条路。”接着伊丽莎白详细分析了选择法学院所增加的机会成本，法学院需要三年，商学院只需两年。多学一年意味着多交一年的学费，而且放弃了一年在外挣大钱的机会。她真是个精明的商人，她应该走商学院的路线，选择积极的投资组合，赚取高额利润。

确信她的演说结束后，我简单地“哦”了一声算是回应，其实我并不真正明白她的意思，我想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共同之处。

“如果你说你想挣钱，这里的人就会觉得你有什么毛病，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不是为我们将来的事业积聚能量吗？就业不就是挣钱吗？今天下午，我去参加了亚洲法律学生联合会，听到一个女的高声说我们的职责是用法律改变社会，那些去公司工作的人简直就是没有良心、令人厌恶的魔鬼。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为了生活自食其力错了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女孩我可能认识。”

我们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曼哈顿闪耀的灯光，我们看起来就不像一类人。不过这就是在法学院生活刚开始时的友谊：你被动地被扔到这个集体里，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急切地想掌握这里的游戏规则，找准自己的位子。你想知道谁是可以亲近的，谁是应该避开的，你应该仰慕谁，你又应该嘲笑谁。所以呢，法学院学生在这种强迫的需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