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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言语织体的道德理想主义言词中，有一种虚幻的身体情欲冲动。人民意识形态就是最大的媚俗。 人民伦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中隐藏着“男性幻想”，同样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结果。在《笑忘书》中，昆德拉提供了两项证据：卡瑞尔凭靠一个意念的言词才克服了性冷感；〃歌德先生〃的〃那个学生〃借助他一句诗意的赞词，才重新燃起爱欲。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法则被颠倒过来：不是爱欲升华为言词，而是言词升华为爱欲。言词与灵魂没有肉身是不在的，肉身才为言词或灵魂的在场提供了所必须的空间——时间性的亲在。在人民伦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中，个体身体的亲在被抹去了。人民伦理的网是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铁丝编织起来的，缠结在个人身上必使个体肉身血肉模糊。在人民伦理中，个体肉身属于自己的死也被“历史必然”的“美好”借走了，每一个体的死不是为了民族解放的“美好”牺牲，就是为了“主义”建设的“伟大”奉献。个体的肉身不是靠着偶然的死才活着，而是早已为了“历史必然”的活着而死了。托马斯和萨宾娜想让自己的身体逃脱血债累累的“历史必然”的“美好未来”的追逐，想学会谈论“自己身体的希望，而不是整个人类的希望”。所谓“整个人类的幸福”不过是与每一个体的肉身无关的意底牢结。 为了与“美好”意识形态的Zuo爱有所区别，托马斯觉得应该把爱情与Zuo爱分开。他以自己有“爱”必做的Zuo爱方式与人民意识形态的“美好爱情”作对。特丽莎不懂得托马斯的这种政治爱欲的意图，用电影语言把托马斯与两个女人的故事再讲一遍的考夫曼（）就懂。他讲到托马斯与“既像鹿又像鹳的女人”的事时，把原来那幅落日与白桦树的秋景画换成了少先队少女向勃涅日列夫主席献鲜花、行队礼的照片。 这样说来，萨宾娜抵制媚俗作态就是从人民伦理转向自由伦理的表达。的确，自由伦理的身体原则，意味着不同身体感觉的平等权利，意味着承认只把身体当作身体来享用（而不是“为了……”）的原则。对于赞同这些原则的托马斯来说，一个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身体，只是无数同样可以给他带来轻逸性感的这一个身体而已。在身体感觉的价值不平等的言语织体中，一个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身体是唯一的这个身体。无数的这一个身体带来的轻逸性感自然是有差异的，却不至于有唯一的这个身体让人彷徨得要死。在无数的这一个身体面前，不会有“非如此不可？”的难题，相反，在唯一的这个身体的想象中，这个难题无从逃避。 萨宾娜是托马斯的无数个女伴中的一个，尽管是最令他心仪的一个。卡吉娅的现代感觉，或者说赫拉克勒斯与卡吉娅相伴而行的生命旅程，就是托马斯与无数这一个（萨宾娜）中的一个身体的享乐。萨宾娜并不妒嫉另一个女人的身体成为托马斯的伴侣，就好像享乐不妒嫉享乐。 借助于萨宾娜的身体感觉，托马斯得以走出人民伦理的意识形态，寻回在人民伦理中被抹去的个体亲在。托马斯在无数女人之间的性漂泊成了反抗人民伦理的身体性政治行动。 托马斯并非迷恋女人，是迷恋每个女人身内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说，是迷恋那个使每个女人Zuo爱时异于别的女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Xing爱看起来仍然是一 个保险箱，隐藏着女人那个神秘的“我”。所以，不是一种求取欢乐，是一种要征服世界的决心（用手术刀把这个世界外延的躯体切开来），使托马斯追寻着女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09－210页） 托马斯接受的萨宾娜的身体原则真可以帮他寻回被人民伦理的“美好”意识形态抹去的肉身差异？ 特丽莎跟随托马斯来到苏黎世，把自己在布拉格拍的少女身体阻挡坦克车的照片送给一家杂志社，编辑小姐却表示不感兴趣，并告诉特丽莎，这里的人们感兴趣的是各式裸体照片。特丽莎发觉，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伦理意识形态的性质、功能和技术截然不同，在一个隐瞒着的意图上却是同谋：让肉身没有差别。抹去肉身差异的技术在自由伦理和人民伦理中各有所长：例如，无处不在的展示肉体的广告或陪伴终身的人事档案以至居委会老太太送给人民警察局的结构主义式报告书。 在现代启蒙之后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个体肉身要么血肉模糊，要么随意含糊。与萨宾娜一起反抗媚俗，托马斯发觉自己最终跌进了另一种让个人的身体没有差异的在世境况，仍然没有摆脱与自己的肉身相关的实质问题：如何让自己的肉身幸福，从各种意底牢结中夺回肉身的权利后，什么是幸福依然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当年赫拉克勒斯投入卡吉娅的丰润手臂，在卡吉娅的只把身体当身体来享用的伦理中生活，结果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