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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是怎样写出来的？

蒲松龄总考不上举人，跟他爱写小说有很大关系。蒲松龄是淄川人，淄川离齐国故都临淄数十里，是齐文化的发祥地。从古到今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淄川县东南有座小山，叫黉山，汉代大儒郑康成曾经在黉山上开过书院。黉山山后有个梓橦洞，鬼谷子曾经在梓橦洞讲学，听讲者何人？有苏秦、张仪。苏秦、张仪下山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合纵连横、逐鹿中原就开始了。淄川南部有个不高的山叫“夹谷台”，孔夫子担任鲁国司寇时，曾经陪着鲁定公到夹谷台跟齐侯相会……各种美丽的传说影响了蒲松龄。蒲松龄从小喜欢天马行空的作品，《庄子》、《列子》、《李太白集》、《游侠列传》。他酷爱小说。蒲松龄青少年时代是明末清初。此时，天崩地裂、改朝换代，发生了很多新奇事，引发了他写小说的热情。我认为，蒲松龄25岁时《聊斋志异》写作就开始了。这个推论是从他的朋友张笃庆的诗得出的。张笃庆说，蒲松龄“自是神仙人不识”，“司空博物本风流”。司空就是东晋时的司空张华，博物就是张华的《博物志》。张笃庆用晋代写过《博物志》的志怪小说家张华比喻蒲松龄，说明蒲松龄已开始写志怪小说了。张笃庆认为这不利于科举，该放弃，“聊斋且莫竞谈空”。但蒲松龄没接受朋友的劝告，他选择了写《聊斋志异》。天才总要表现自己；天才也总能找到表现自己的形式。我们要感谢蒲松龄这个似乎不识时务的选择，他的选择给世界文学留下了一部盖世奇书。

选择写小说，对蒲松龄来说，是掉进无底深渊。他得一边做私塾先生，维持全家的生活，一边继续参加科举考试，见缝插针写小说。那时，写小说非但拿不到稿费，连写小说的稿纸都得从嘴里省。蒲松龄冬天穿个破棉袄，手冻得笔都拿不住，脚像是给猫咬了，砚台里磨的墨水都结冰了，还是着了迷似的写。不管听到什么新鲜事，马上写。蒲松龄30岁时有过一生中唯一一次南游，到同乡进士孙蕙任上做幕宾。南游期间走到沂州时遇到下雨，住在旅店休息，一个叫刘子敬的读书人拿出《桑生传》给他看。书中写的是一个狐女、一个鬼女跟一个书生恋爱，最后双美共一夫。蒲松龄被书中故事吸引住了，他把《桑生传》改写成聊斋名篇《莲香》。

蒲松龄南游期间有两句很有名的诗：“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垒愁。”把所见所闻写成“鬼狐史”。鬼狐向来是中国小说的重要内容，但“鬼狐史”不是单纯的鬼狐故事，而是以鬼狐写人生，以鬼狐寄托块垒愁。所谓“块垒愁”是忧国忧民之愁，是屈原、司马迁那样上下求索、报国无门的愁。蒲松龄既想青云直上，又喜欢写小说，二者是矛盾的。蒲松龄的东家孙蕙注意到蒲松龄写小说影响求取功名，劝他说：老兄绝顶聪明，只要“敛才攻苦”，就能在科举上获得成功。所谓“敛才”就是收敛写志怪小说的才能，把精力集中到攻读圣贤书上。蒲松龄没有接受孙蕙的劝告，继续在穷困潦倒全家食粥的情况下，坚持写作。

关于《聊斋志异》，有两个传得很广的说法：一个是，蒲松龄在柳泉摆茶摊，请人喝茶讲故事，回到家加工，写成《聊斋志异》。另一个是，“聊斋”是聊天之斋。蒲松龄摆茶摊从未见于蒲松龄后人和朋友记载，这个说法来自《三借庐笔谈》，鲁迅先生早就认为不可靠。蒲松龄说：“我为糊口耘人田。”他一直在富贵人家坐馆，哪有空闲到柳泉摆茶摊听故事？不过，蒲松龄在求生存的同时，把写小说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他总是有意识地向朋友收集小说素材。这就是他在《聊斋自志》中所说的：“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至于说“聊斋”就是聊天之斋，也太表浅了。“聊”有“姑且”之意，“聊斋”跟屈原《离骚》叩天门不开“聊逍遥以相羊”有关，跟陶渊明辞官归乡“聊乘化以归尽”有关。“聊斋”含有作者鹏飞无望，聊以著书，聊以名志的意思。

大文学家王士祯对《聊斋志异》的赏识算得上蒲松龄人生的重要事件。王士祯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人，官做到刑部尚书。他创立“神韵说”，是清初一代文宗。王士祯丁忧期间到西铺探望从姑母毕际有的夫人，和蒲松龄相识。这时，王士祯正在写作笔记小说《池北偶谈》。他对《聊斋志异》很感兴趣，大加赞赏。他向蒲松龄借阅《聊斋志异》，写下36条评语，说《张诚》是“一本绝妙传奇”，说《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他还写下一首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首诗称赞《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