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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的冬天，烟村大雪。

那一场雪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一场雪。那一场大雪覆盖了我记忆中所有的肮脏与痛苦，悲伤与欢乐，我的心也像那场大雪一样成了一片空白。离开烟村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也再没有做那个噩梦了。

我们在大雪中离开了烟村。

1976年也在大雪中走到了尽头。而我们一家再回到烟村时，已是1983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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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1）

我成了两个女人争风吃醋的牺牲品，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寻找二姐后的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和汪小姐吵了一架。汪小姐问我昨天怎么没有上班。我说我有事。汪小姐说有事也要请假。我说我请过假了。汪小姐说，你同谁请的假？谁批你的假？我说我向林小姐请的假，是林小姐同意了的。汪小姐冷笑一声，说，别老是拿林小姐来压我，一切按厂规办事。林小姐也没有权力批你的假，你没有请假，按旷工处理。汪小姐指着压在她办公桌玻璃下面的厂规，指着第二十二条念道：无故旷工一天，扣除十天工资；旷工两天，开除处理。汪小姐说着在我的考勤记录上画上了一个代表旷工的红色三角。后来我把这事对林小姐说了，林小姐没有说什么。

我知道，汪小姐是把我当成了林小姐的人了，我被夹在了这两个女人中间。我知道，在这样的处境中，以我这种死心眼的性格，我无法做到八面玲珑两面讨好。写字楼里的生活压抑得我快要爆炸了。我想再这样下去我会发疯的。我更知道，我不能把我的未来寄托在林小姐的身上，我要自己抓住自己的未来。后来的日子里，我明显改变了策略，汪小姐再对我冷嘲热讽，我也不当一回事了。我抓紧时间在学习电脑知识，同时开始了大量的写作和阅读工作。我把去布吉看望二姐的过程写成了一篇短文，寄给了南方的一家打工刊物，很快就被录用了。我还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读者在信中称我为作家。我还知道了，原来还有一种文学叫打工文学，知道了打工文学明星安子的故事。安子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打工妹，因为文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还知道了张伟明，原来也只是一个打工仔，但是他因为在写作上做出了成绩，成了一名专业作家。还有林坚、周崇贤。这些人的名字在我的梦里闪闪发亮。打工这么多年，我突然发现，我开始有了方向感，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我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我要用文字来改变我的命运。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也许你可以批评我的文学创作动机并不那么纯洁，但我在写作时，的确是心怀血泪的。过去如此，现在依旧如此。我的那些原汁原味记录打工生活的文字渐渐地开始频频在南方的报纸刊物上露脸了，而且文章越写越长。打工的生活是苦涩的，但是苦难过去总有希望之光。

大哥再一次出现在了珠江织造厂门口。这一次，大哥和上一次有了本质上的变化。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那个神情消极的大哥，居然混得一脸春风得意了。大哥穿着一件做工精细的短袖衫，衣服的面料一看就是高档货，一条猩红的领带飘在胸口，招摇而且醒目。领带上还夹着一个金光闪闪的领带夹。大哥的那一头长发剪掉了，变成了很精神的板寸，头发一根根喜气洋洋地支愣着，看上去很广东。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大哥的腰间，居然挂了一个呼机，深黑色的。一串银白色的链子，一头拴在呼机上，另一头拴在裤腰带上。这可是我梦想了很久的东西。可是我一直还是没舍得去买一个呼机，哪怕是二手的。大哥老远就迎了上来，还对我伸出了手。大哥学会了握手。大哥握着我的手说，怎么样？大哥这样说时，我突然觉得有些别扭了。

兄弟俩这一次还是坐在厂门口的小店里聊天，还是喝酒，吃红泥花生。这让我觉得我的大哥还是我的大哥。不过大哥在喝酒时，呼机不停地在响着，大哥不时地起身用小店的电话复机。大哥最大的改变还不是这一身行头，而是他回机时的口音。大哥居然说的是一口并不流利的白话。大哥告诉我，他很快就要发财了。　。。

传销（2）

大哥坐下来，将身子挺直，捏着花生，一粒粒丢进嘴里。大哥说，红兵，我马上就要发财了。我说那真是太好了。不过我隐约地感到了一丝担心。一个普通打工仔，一没文凭，也没什么特别的技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从一穷二白到发财，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说大哥，你中了六合彩啦？大哥说，傻瓜，中了六合彩我们还在这里吃花生？我说那你捡到钱啦？大哥说哪里有这样的好事，你出门给我捡一沓钱看看。我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