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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仗之路：从史的角度看，楹联系从古代诗文辞赋中的对偶句逐渐演化、展而来。这个展过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对偶阶段，时间跨度为先秦、两汉至南北朝。在我国古诗文中，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整齐的对偶句。流传至今的几篇上古歌谣已见其滥殇。如“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类。至先秦两汉，对偶句更是屡见不鲜。《易经》卦爻辞中已有一些对偶工整的文句，如：“渺能视，跛能履。”（《履》卦“六三”）、“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卦“上六”）《易传》中对偶工整的句子更常见，如：“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系辞下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则各从其类也。”（乾…文言传）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其对偶句式已十分丰富。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中说：“古今作对之法，《诗经》中殆无不毕具”。他例举了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韵对等各种对格的例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郑风…子衿》）、“山有扶苏，隰有荷花。”（《郑风…山有扶苏》）《道德经》其中对偶句亦多。刘麟生曾说：“《道德经》中裁对之法已经变化多端，有连环对者，有参差对者，有分字作对者。有复其字作对者。有反正作对者。”（《中国骈文史》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八十一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二章）再看诸子散文中的对偶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尚书…武成》）、“乘肥马，衣轻裘。”《论语…雍也》）、“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等等。辞赋兴起于汉代，是一种讲究文采和韵律的新兴样式。对偶这种具有整齐美、对比美、音乐美的修辞手法，开始普遍而自觉地运用于赋的创作中。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有：“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
五言诗产生于汉代，至魏晋达到顶峰。其中对偶句亦较多运用。汉乐府中对偶句更趋工整，俨如后代律诗中的联句。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辞》）在上述各种文体中，对偶句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它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来运用，并非文体的格律要求；二是字数多从三字到七字之间；三是对仗很宽松，字数、词性、句式大体能相对，但缺乏平仄的对仗。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意义的排偶较早起，声音的对仗是从它推演出来的。”（《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十二章）对联格律
对联，又叫楹联，俗称对子，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汉语言艺术形式，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闻乐见。对联格律，概括起来，是六大要素，又叫“六相”，分叙如下：
一是字数要相等。上联字数等于下联字数。长联中上下联各分句字数分别相等。有一种特殊情况，即上下联故意字数不等，如民国时某人讽袁世凯一联：“袁世凯千古；中国人民万岁。”上联‘袁世凯’三个字，下联‘中国人民’四个字，意思是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
对联中允许出现叠字或重字；叠字与重字是对联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只是在重叠时要注意上下联相一致。如明代顾宪成题无锡东林书院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但对联中应尽量避免“同位重字”和“异位重字”。所谓同位重字；就是以同一个字在上下联同一个位置相对。：所谓异位重字；就是同一个字出现在上下联不同的位置。不过；有些虚词的同位重字是允许的；如杭州西湖葛岭联：
桃花流水之曲；
绿荫芳草之间。
上下联“之”字同位重复，但因为是虚字，是可以的。不过；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异位互重”格式是允许的（称为“换位格”）；如林森挽孙中山先生联：：
一人千古；
千古一人。
二是词性相当。在现代汉语中，有两大词类，即实词和虚词。前者包括：名词（含方位词）、动词、形容词（含颜色词）、数词、量词、代词六类。后者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象声词六类。词性相当指上下联同一位置的词或词组应具有相同或相近词性。先是"；实对实，虚对虚"；规则，这是一个最为基本，含义也最宽泛的规则。某些情况下只需遵循这一点即可。其次词类对应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