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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上班后不久，有人喊：“李医生，收患者！”因为我是新到该科室的，也没有多想，看了看病志，是一位合并糖尿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已多次住院。这时，一位老同事悄悄地提醒我：“李医生，这个患者挺麻烦，你多注意。”当时我也没有多想，来到患者床前，结果吓了一跳。患者蓬头垢面，齐耳的短发由于长时间不洗而成了乱麻，仅从外貌上已很难辨别出性别。零乱而脏的衣服，赤裸在外的双足污秽不堪，有的地方还流着脓，仅有的几颗牙齿露在外面，长短不一、内外参差不齐，随着呼吸发出了难闻的“酮”臭味。凭着职业的敏感，我判断该患者可能是合并酮症酸中毒。快速地查体后，急检血糖和酮体，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会诊后，我每天和护理人员密切配合，加班加点治疗病人，直到病人的各项指标日趋平稳。

正当我为病人的好转而欣喜之时，患者的家属竟然提出非议。原来，患者虽然年近40，却一直未婚，与父亲一起生活。女儿精神病发作时又喊又叫，根本离不开人，加之患有糖尿病，父亲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女儿身上。患者的两个哥哥条件很差，需要父亲的接济，而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将大部分的钱都花在给女儿治病上，令两个哥哥非常不满。儿子和儿媳认为父亲老了需要自己养，但父亲却把钱花在妹妹身上，一直耿耿于怀。此次患者发病，本来是打算让其死在医院的，只是怕外界的舆论没敢告诉医生。没想到碰到一个认真负责的医生，把患者抢救过来了，引起了两个哥哥的强烈愤怒。患者血管条件不好，输液困难，父亲又迫于儿子的压力，因此要求停止治疗。患者的病情在一天天好转，加之医生的责任感，我无论如何不愿放弃一条生命。面对自己的坚持，患者的父亲大发雷霆：“我女儿的死与你无关，我们家还要过日子呢！！”震惊、委屈、气愤、无奈让我顿时陷入了沉默。

要出院了，十几天来一直无语的患者好像意识到生命即将终结，一直在叫着、喊着，拼命地与父亲抗争着，不让父亲给自己穿衣服。父亲流着泪，痛苦地大吼：“穿！”女儿惊恐又含糊不清地说着：“不！”穿上脱下在不停地进行着，好像生命就在撕扯之间来回游荡，生与死在这一穿一脱之间轮回。

站在病室的窗外，看着屋里发生的一切，同事拉了我一下，我依然固执地站在那里表达无声的抗议。渐渐地，绝望又虚弱的女儿和悲壮的父亲在我的视线中变成了无声的慢镜头，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幻。望着远去的父女，突然觉得语言是如此的苍白，此时，一声“再见”都是多余的，永远也不可能再见了，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命从此化为乌有，却无力挽回，我悲痛难忍。

一周后，在门诊大厅遇到她的父亲，他告诉我她已经走了。我转过身，听到老人低沉的一句：“李医生，谢谢你！”我的心陡然疼了一下，闭上眼睛，停了几秒钟，叹了一口气，没有回头，快步上楼。患者正在病房里等我！

她不该这样离去

1986年，我被分配在某县级医院妇产科，当时的我做住院医生已经两年多了。那天夜里，我正值夜班，凌晨3点，外科大夫来妇产科敲门，请求会诊，他说：“我们科刚刚抬来了一位40多岁的女病人，正处于休克状态，我为她做了腹部穿刺，抽出了10毫升左右的不凝血，考虑是不是宫外孕破裂，内出血。”

我带上了妇科检查器械，随外科大夫直奔外科楼。只见病人躺在检查床上，地上放着用门板做成的简易担架，五六个男人站在病人的身边，还有两个人正在走廊里抽烟。我询问：“谁是病人的丈夫？”其中有一个人说：“我是她哥哥，她还没有结婚呢。”我向那女人询问病史，她说她今天下午突然出现腹痛，曾昏死过一次，我问她是否有过外伤，跌倒，或被人碰过、打过，她摇头。问其与妊娠相关内容，则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只说自己没结婚。这时，有一个男人把我偷偷叫出门外，他说：“这女人有一个相好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结婚。”

回屋内，我说：“我还是考虑你为宫外孕，内出血，我给你做做检查吧，明确诊断，好立即做手术。”那女人无奈，又不作声。

这时，她哥哥反应强烈：“我妹妹没结婚，你说她宫外孕，为她做了手术，将来传出去，让她怎么做人？我们不同意为她做手术，我们不治了，回家用偏方治疗。”我大声喊起来：“你们要走了，这病人是会死的！”她哥哥说：“死不死人不用你管，我们跟她丢不起这人，我们不治了。”

看着危重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