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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心里，最高的荣誉莫过于病人的笑容和肯定的眼神。

你会好起来

作为一名临床住院医师，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经我治疗的病人有康复出院者，也有生命远行者，但其中有位患者却让我始终不能忘怀。他对疾病的态度，对医生的信赖，以及对生命的渴求让我充满敬意。

他是一位下岗工人，年近五十的他为贴补家用，在一家气站给居民送煤气。“十一”长假的一天上午，他突发脑出血，摔倒在路边，由路人拨打120送入我院。患者当时病情危急，从头颅CT分析来看，出血量和出血部位的情况不容乐观。可能事发突然，他的妻子当时按捺不住自己的悲伤，失声痛哭起来。我是他的主治医师，在为其做进一步检查时，患者突然用含糊不清的语言问我：“大……夫……我的病是不是很重？”

“你没有太大问题，会很快好起来的。”说这话时，我感到我的心一阵阵发紧，这也仅仅是一句脱口而出的安慰，但是他却对这句话抱着极大的希望。他用眼神告诉我他相信我，他反而安慰他的妻子不要难过。事后他告诉我，他比任何人都痛苦，他害怕再也站不起来，怕这个家就此垮掉，他要好好地活着，好好地支撑着这个家。面对着这样一个病人，我的心里有种别样的感受。“你会很快好起来”，多么寻常简单的话语，它不仅是在安慰病人，它同时也在告诫每位医生，不能轻易放弃。

接下来的治疗，我们是在一种和谐的医患互动中进行的，这对患者病情的好转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神经内科医生对发病初期患者的治疗同康复期的治疗一样重视，因为这决定着患者日后的生存质量。此时由于病人脑出血，左下肢外展，我要求家属配合，随时保持左下肢功能位。他的妻子即便在他夜间熟睡时也要矫正其脚的位置。这样细微的护理，使得他日后下肢恢复到接近正常人的水平。随着治疗的进展，他的病情逐渐趋于平稳。精神好的时候，他还鼓励其他病友积极配合治疗，给病友们讲笑话，还相互比赛看谁能先站起来。他的这些举动使ICU室一改往日紧张的气氛，我也时常被他乐观的精神所感染。

一个清朗的早晨，阳光透过玻璃，暖暖地洒在病房内。我去查房时，他的妻子正坐在床边梳头，他躺在床上用右手一根一根地捡拾落在妻子双肩上的头发。在那一刻我突然体会到什么叫大爱无言。医院是一个最能体验人生悲欢离合的地方，作为一名医生，有时面对死亡，我们无能为力，在生命面前我们只有敬畏，而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生命就像是一种回声：你送出去什么，它就送回来什么；你给予什么，就得到什么。

一个月后，患者再次复查头颅CT，脑出血竟吸收了一大半。这个结果让我们全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兴奋不已，而患者本人也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下床活动了。每天清晨我们都能看到两个相互搀扶的身影在病室廊道内缓缓移动。也正是这对平凡质朴，相依相伴的夫妻，让我找到生活中自己的位置。我曾经无比羡慕那些能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学者；敬佩那些能在多个专业领域表现出类拔萃的技术精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职业的特殊性，我渐渐懂得了生命的限度，也懂得了一个人能力的限度。因此，我极为敬慕那些明白生命随时都会终止，但仍然顽强生活的人。

患者出院的时候，握着我们的手不停地道谢。他感谢扶贫医院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感谢医护人员对他的精心治疗与护理。其实我应该感谢他们，他们让我更加明确作为一名医生应怀有执着与慈悲之心。

晋代杨泉《医论》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有朋自远方来

我和先生共同的朋友——小薛要来了。他长着两道剑眉，是个英俊、威武的东北小伙子。他是先生高中时的同桌，也是我的邻桌，是先生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

高中毕业后，小薛去了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读工科；我则来到上海，在医学院里，开始为实现白衣战士的梦想而努力。

大三那年，我正在学习骨科疾病，先生突然告诉我，说小薛腿上长了个肿瘤。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只要不是骨肉瘤就行。”可是现实很残酷，他就是得了这个让所有骨科医生闻之色变的“骨肉瘤”。

我像疯了一样去找我的老师、专家，四处询问保肢手术的可行性。

我的打听还没有结果时，他就因为病理性骨折失去了那条腿，知道这个消息，我和先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