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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骨子里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责任，虽也有所担当，但却更重视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自由发展。因此，尽管心里感激李大钊的信任，表面却不置可否。沉吟了一会儿，张竞生郑重地对李大钊说，如果能答应三个条件，他可以考虑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眼睛一亮，满怀期待地说：“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张竞生：“第一，党的名称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不要叫‘中国苏维埃’，如果定名为后者，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

李大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去年正式建党时，就已明确定名叫‘中国共产党’。”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创建的初始阶段，并且处于秘密状态，因此连张竞生这样的政治活跃分子也不太了解内情。

张竞生继续说：“第二，在新疆创立根据地，进可逐鹿中原，败可退守苏联，这样党可处于进退自如的地位；第三，派遣党员到军队中任职，一俟时机成熟，里应外合，发动兵变，掌握政权。”

李大钊对张竞生富于远见的建议深表赞许，表示要与党的领袖和苏联代表商量反映张竞生的意见。李大钊始终感到张竞生人才难得，因此没有放弃对张竞生的争取。

席上，没有大餐，没有饮酒，但两位知心的同事兼战友却感到滋味无穷，欲罢不能。

这时，赵纫兰大姐斟上了两杯淡茶，李大钊和张竞生以茶代酒，郑重其事地碰了杯后，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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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生水起（1）

在北大教授中，除了李大钊，张竞生认识较早、交往较多的要数胡适。他们同是留洋博士，同在哲学系，年龄也相差无几，因此，彼此颇有惺惺相惜的味道。当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胡适博士无疑是风头最劲的一位。他年纪最轻，二十六岁就被聘为教授，与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有北大“老兔、中兔、小兔”之雅称（蔡1867　年生、陈1879　年生、胡1891　年生，都属兔）；名气最大，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高揭白话文的旗帜，与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并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学术新锐，他一手写白话文，与林纾等复古派叫阵，一手写系列考据文章，向国学权威王国维挑战，更以一部被蔡元培称誉为“截断众流”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毋庸讳言，胡适也是麻烦最多，他先是与刘师培、黄侃等展开了“白话与文言”之争，后又与李大钊、陈独秀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有很多瞧不起他或者看不惯他的，认为他是徒有虚名的文士，热衷利禄的政客。国学大师、史学系教授陈汉章有一次上课时，举着胡适刚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颇为不屑地说：“我说胡适不通，就是不通，只看到他的讲义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则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并且断言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就会写不下去，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果然，下卷始终没能出版。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出了上卷，因此，被讥笑为“上卷博士”。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一夜之间暴得大名，风云际会，长袖善舞，不免使人眼花缭乱，也很让一些老冬烘产生了那么一点酸葡萄心理，连梁启超这个“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的政坛学界风云人物也不惜自低身价，打上门去，对胡适的新著评头品足一番。

1922　年3　月4　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作演讲，题为《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了扩大影响，梁启超事前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启事，大意说，凡是想前往听演讲的当备该书一册，消息一出，商务印书馆所存该书销售一空，向各分馆求援仍然供不应求。

北大哲学系很有几位名教授，而且有“打哲学对台”的传统。

据说在北大红楼的三楼四楼，胡适和梁漱溟便打过哲学对台，西装革履的胡适博士在四楼上“中国哲学史”，布鞋布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