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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兴趣。

1938年2月，组织上决定我到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工作，负责联络工作，目的是解决我们新兵营的供给问题。盛世才骨子里是仇视共产党和红军的，他对我们的接待，实际是按苏联的意见办的。他离不开苏联的支持，离开了苏联的支持，他在新疆的统治就维持不下去。

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大力支持，曾吸收大批中国青年去留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很多人才，许多留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苏联还答应给予中国工农红军军事物资和技术装备方面的援助，我们西路军西征，就是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苏联的援助。我们在西征途中，就听说苏联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很多轻重机枪和大炮，还有坦克和飞机，装备我们红军几个师。我们听了很兴奋，都希望早日拿到这些武器装备，回过头来打马家军。

我们新兵营的供给，包括伙食、服装、办公费、取暖费、人员每月的津贴等等，名义上是盛世才给的，实际上是苏联按月拨的。这是陈云、邓发同志早已同苏联商定的，我到苏联领事馆，就负责这方面的联络事宜，每月给领事馆预报所需经费和实物的数额，由领事馆给苏联报送支援盛世才的经费总额，里面就包含了新兵营所需的经费。苏联政府拨下来款项和实物后，再由领事馆和盛世才的有关部门分配下来，发到我们新兵营。

我刚到苏联领事馆时，很不习惯，很受拘束，觉得领事馆内都是苏联人，自己又不懂俄语，工作中困难很多。可我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努力学习，克服困难，完成组织上给予的任务。到领事馆后，苏联同志很热情，对我也很照顾，我做好工作的信心就更大了。我拿出自己的津贴，找当地会俄语的人学习，很快学会了一些俄语，特别是一些常用的基本词语，学得较好，能和苏联同志进行简单的会话和交谈，从而解决了工作中的很多困难。此后，一有机会，我就用半通的俄语向苏联同志介绍中国工农红军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西路军不怕牺牲、艰苦斗争的历史。苏联同志对中国工农红军英勇斗争的精神十分钦佩，凡是我提出的要求，他们都能满足。

我在苏联领事馆工作了三年。在此期间，我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向苏联同志学习，积极向他们反映情况，所以这期间虽然困难很多，但还是完成了党组织给予的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不少见识。

1940年初，新兵营的绝大部分同志完成了学习任务，返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当年秋，又一批同志回到了延安。这时，留在新疆的同志不多，我的工作任务已经不大，于是就再三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回延安参加抗日。1941年3月终于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了延安。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11）

俄文班

吉合——

我回国前，正是苏联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肃反运动的时候。1938年3月间，“殖民地*研究院”逐渐变得冷清起来。各国派来的留学生，不知为什么，陆陆续续悄悄回国了。

一天早晨，我走进食堂，里面空荡荡的，好半天不见有人来就餐，就连往常的病号也在夜里回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我困惑不解，但又不好声张询问。当时研究院要求很严，也很神秘。平时部与部之间互不来往，互不见面，很少交谈，所以互相间谁也不摸谁的底细。

那一天，我碰上了许之桢，他是中文教员。我问他，研究院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环视一下四周，悄声说：“不该你知道的，还是不要问吧？”

那时，研究院归共产国际管。研究院给我请了六个教员，分别教我英语、俄语、哲学、数学等六门课程。每天由这些教员轮流给我一个人上课，其他问题不问不想，集中精力老老实实地学习。

大约4月初的一天，又遇上一位中国留学生，后来知道他叫贺诚。开头相遇都不好议论长短，因为组织上早有规定，见面不许谈论与学习无关的问题。不久，又遇上贺子珍、马明方、张子意等同志。他们都编在中国班，集中住在一个大楼里。又过了几天，组织上通知我去给马明方他们几个同志读报，并且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组织他们搞一些活动。由于经常接触，渐渐跟他们混熟了，当时都用化名，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实姓。然而，通过跟他们交谈，不仅了解了当时政治形势也了解了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

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