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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撤离后，李保华、刘淑明、刘庆南、王振坤、杨文先、张明敬、谭政文、杨天云八个人，失去了组织联系。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文先与领事馆人员接上了头，约定了时间，确定由李保华去接头。李如约独自去城南荒凉的乌拉泊，苏领馆的汽车也向乌拉泊驶去，见李后邀其上车，甩掉了跟李的尾巴。在车中领事馆人员传达了组织的指示，八个人编为一个小组，由李保华任组长，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集中起来由组长和组织联系，并确定李保华如果被捕，就由刘淑明负责与组织接头。为了让领事馆接头人员认识刘淑明，又约定时间，让李保华陪同刘淑明去城隍庙逛市场，领事馆人员也去逛市场，认清刘淑明。

1944年3月17日，警务处来人以处长请谈话为理由，请杨天云和张明敬坐上皮包车（载人马车），径直送入由刘文龙公馆改建的监狱。入监四个月，一天早晨狱卒突然找张明敬，问他李保华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回答不知道。看那家伙惊惶的样子，他估计李保华越狱逃出虎口了。

李保华越狱逃到南梁苏联领事馆。苏领馆人员将他藏入木箱中，以外交官行李装入飞往阿拉木图的飞机行李仓中，飞往苏联。他1945年底回国，见到乌兰夫，又投入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国民党中央陪审团来新疆，清理盛世才羁押的“罪犯”，释放了不少人员。他们当然不在释放之列，但狱规比较松弛了，“犯人”可以在院内晒太阳。这样，许多战友又会面了。张明敬在交谈中知道了边务处许多前所未闻的情况。西路军左支队到达迪化后，电台人员宋侃夫、王子刚、荆振昌等，都到电台值机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并抄收新华社新闻；总电台台长张鲁丝到新兵营无线电班教过课；张明敬到总台后，根据教官的指示，抄收过某电台密电码，直接送教官。这些情况都说明总电台与党的关系。40多年后的1980年，有人问当年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搞联络工作的冯铉时，冯说：“当时背着盛世才，通过与苏联有关系的边务处电台，用密码向党中央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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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1）

“我们谁也不靠谁！”

他们从迪化（乌鲁木齐）出发颇有点诡秘。组织上只告诉蔡博是跟毛泽民乘飞机去苏联，哪几个人去？如何集合？都不知道。蔡博的姑妈是蔡畅，姑爹是李富春。她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被转送到西安办事处，打算去延安。因为胡宗南的特务专门在西安一带搜捕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她就按姑爹李富春的意见，既然姑妈蔡畅、表姐特特都已去了苏联，马上又有由苏联运送医疗用品的卡车大队从延安返回苏联，最好趁此机会去苏，比较安全。她到迪化，被安排在新兵营俄文班学习了几个月的俄语。

1939年5月，临行的清早，蔡博和*原夫人张梅被送到机场的飞机里面。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名叫“岳菲”。蔡博以后知道他就是李天佑。他们被叮咛静坐等待，别被人瞧见。机外人声纷杂，蔡博一抬头，看见“老太爷”登机进舱，坐在了最前面。那时，人们习惯称毛泽民为“老太爷”，他到苏联去看病。毛泽民是新疆财政厅代厅长，这次以考察苏联农业的名义出国，他的外交护照允许携带家眷。蔡博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可是问题就出在护照上。护照只准带两个人，而他们却是三个。迪化起飞时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躲在机舱里，没人进来检查，到苏联阿拉木图就出了麻烦。

毛泽民“你们护照上写着携带眷属两名，为什么有三个人？”苏联边防军官面带笑容质问。

毛泽民只是微笑着假装说：“不懂俄语，不懂俄语！”

苏联边防军认真起来，把他们送进市里一家旅馆待命。在阿拉木图等待的几天里，他们实在闲得发慌，也找不到一个翻译，和苏联机关方面谁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在这种窘境下，蔡博觉得也许能应用几句学到的俄语，但口语很差说不上来。她用钢笔写了一句“我们要吃饭”，拿去给苏联军官看。苏军官一看连连点头，立即帮他们安排了吃饭的问题。蔡博来了兴趣，又写了一句“我们要看电影”给那位军官。军官很快给他们买来了《列宁在十月》的影票。

毛泽民没料到蔡博在新兵营学了点俄语，派上了用场，高兴地直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