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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着。

小红的围巾毛茸茸的，可以绕颈两周，很显阔绰；小伶的毛线裤不是手织的，那紫红色整齐的机器走线总是高傲地从裤脚管中露出；在班里，小荣身上的补丁面积可以说是最大的，可是一个花格图案的假领子耀眼在她的领口；小欣更是大胆，白色套头衫下面竟出现了一圈花边；小霞的着装似乎找不到修饰的痕迹，但她的那两条大辫子却与众不同，不是通常的三股编成而是四股，就像平针毛衣大流行的当年突然出现了元宝针一样个性鲜明；小平的裤子虽是深灰的大众色，但它从不起褶打皱，大概属于我国第一代“的确良”吧；小亭的辉煌点的部位最低，是那双锃亮的丁字皮鞋。我的趣味与小亭一样，想美得含蓄不惹眼，想让别人一不小心便发现了我的美妙。我羡慕那比方口鞋沿脚背多出一道的丁字鞋，多出来的这一道竟使女孩子的双脚显得那样秀气乖巧。我常常在柜台前伫立良久，但从来没有向父母开口。

那时，我常去家附近的食品店买肉馅。平时买两毛钱的，周末偶尔买五毛钱的。肉馅的基色是白的，烧好的菜里也挑不出什么肉渣，但是菜的确是浸着肉味，比素炒香多了。我知道一双丁字皮鞋等于吃多少次两毛钱的肉馅，我怎么会开口。

我家住在北京西郊，难得进城。当年如果爸爸去了西单、王府井，就像如今我漂洋过海一样令全家激动不已。一次爸爸进城回来，我即去翻爸爸的人造革大书包。当翻出一双丁字布鞋的刹那间，我的目光凝固了。世上还有丁字布鞋？我从来没有见过。丁字皮鞋曾是我少女时代藏在心中的对美的渴望。然而，那个年代皮鞋是昂贵的，不是小小年纪的我应该索求的，我深知。丁字布鞋是一个多么圆满的替代啊。虽然父母总是紧衣缩食，经济上以我为先，但爸爸同时也是实事求是，量入为出的。我至今学不会爸爸的计划经济，治家有方。

自从穿上了这双丁字布鞋，我的双脚便生了弹性。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开始蹦蹦跳跳的，就像每一脚都能踏在一个快乐的音符上。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钟情于它，直到鞋底已磨得薄如纸可以清晰地感觉脚底世界的全部。爸爸用一双旧凉鞋为它粘了底，鞋面发白了，大拇指处也出现了一个小洞。它黯然失色了，不再可以用来显美了。但它依然具有寄情的功能。我至今尚不知父母是如何洞察出我对丁字鞋的向往的。

还有很多事情想问父母，可是隔着大海问与答有时都是难以传递的。东渡前，我揣了父母摄于一九五六年的第一张合影而没有带近照。“父母没有衰老”，哪怕这只是一种可怜的自我欺骗，至少对我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我总是默默地对着这张照片倾吐，有时还干脆替父母回答。在日本孤独而漫长的岁月里，我学会了角色变换，让自己生活在不同的角色之中，一个人独处的日子便也热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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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情

孩子熟睡后，我在电视机前坐了下来。瞧，屏幕中的那些树多像北京的树，多像我家楼前的那排树。小时候我和楼里的小伙伴们放学回来便把猴皮筋儿抻在两树之间，然后就像燕子一样在皮筋儿上跳来跃去。逢艳阳天，我与妈妈常常在树上拉一条绳，让被褥在绳上睡觉。那树叶就是这样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充满羞色；那枝条就是这样在阳光下纵情伸展的，充满生气。

我知道自己是又怀乡了。今天突然记起了幼时家里的三只箱子：一只绿色的大铁箱，一只褐色的大木箱和一只咖啡色的大皮箱。箱子顺墙而摞，外面铺上一块白地绣花台布，简直就像个时髦家具。最上面压了一块玻璃板。玻璃板上面放着暖水瓶、茶杯和两个造型典雅的陶瓷罐：一个高高圆圆的，另一个矮矮方方的。那个高高的陶瓷罐的盖子上有一条明显的缝，是用胶粘过的。这两个陶瓷罐虽然算不上古董但也够古的，是一九五七年爸爸来北京工作时从老家镇江带来的。

两个罐子中的内容物不同。高的里面总放着萨其马、桃酥等糕点，矮的里面则放着大白兔、高粱饴等糖果。我放学回来便把这两个陶瓷罐翻得叮当响。吃糖时，一抓就是一小把。吃点心时，常常很秀气地先掰一半。可是对另一半的渴望往往在前一半被消灭前就出现了。结果一分为二的点心总是会合在我的肚子里。

虽然我对台布上面的这两个陶瓷罐怀有殊情，但那是因为它们伸手可及，来得全不费工夫。因此我对台布下面，平素不见天日的那三只大箱子则更觉神秘。

每年冬夏两季只开两次箱子。每到夏天爸爸妈妈就把衬衫裙子等夏装拿出来，再把毛衣棉袄等冬衣晒好后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