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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这个评语正是说明了孙权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明过的吴大帝，也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老年领袖病”，逐渐走向他辉煌的反面。宠信非人，流放良臣，后宫纷争，嫡庶疑贰，所有他在清醒时决不干的事，现在干得比谁都厉害。用吕壹则排陷无辜，信陆逊却受谗而死，疑诸葛恪而又使其总揽一切，立后立子以致播乱宫廷，遗患不已。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年政治的必然现象，在吴国都出现了。

孙权自公元229年即皇帝位后，迁都建业；公元230年，不听谏阻，派甲士万人渡海，求夷州、澶州不毛之岛，追求功业，公元233年与辽东公孙渊通好，企图联盟反魏，结果事与愿违。然后，又不顾国力，频繁向魏发起进攻。从这时起，都在表明他由清醒走向昏聩，由振作走向没落，由建设这个政权走向毁灭这个政权，在中国皇权政治中，除极个别的高龄皇帝外，大多数都难逃脱愈老迈愈昏庸，愈糊涂愈祸国殃民的必然规律。

由于魏，蜀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江东暂处局外，又加之有长江天险，和陆逊等将帅主军，孙权得以偏安一隅。于是，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矛盾虽然暴露，但不至于酿成灭国之祸，等到他死后，内乱一起，自然是国无宁日了。宗室孙峻是在孙权死前力保诸葛恪上台的干将，等到诸葛恪权重倾主，也危害到他利益的时候，他又支持孙亮把这个诸葛恪，于召见时杀掉。一番血腥味尚未消除，孙峻死后，他弟弟孙开始专权，孙亮亲政以后，受不了这个孙，要除掉这位重臣，事泄，他也被废了。随后，孙休接位，不久，这位吴主又演出杀诸葛恪那一幕戏，把孙干掉了。诸如此类的宫廷之乱，都是孙权埋下的祸根。在三国中，宫廷内部的血腥屠杀记录，吴国堪称冠军，这绝不是“碧眼儿”盛时所能逆料的。

他当然并不想这样，但封建皇权的交接，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出现的，父皇不咽最后一口气，皇子永远是储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老皇帝乐意地或不乐意地交权当太上皇。因此，皇子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老子早死，他好早日登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子一死，他面对着老子留下来的这一摊时，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是他信得过的，可以提供帮助或保护他的人，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时候的幼帝，如同鸡雏刚刚走出蛋壳，是最软弱不过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早殇的小皇帝，就是这立足未稳时被人搞掉的。他的儿子孙亮之被迫离位，就是这样的。

吴大帝的晚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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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这个吴政权，到了他的晚年，还是走上了袁绍这个家族内乱，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个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却不能避免这悲剧发生的人，恐怕倒是真正的悲剧了。

桓大将军发脾气（1）

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