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第1/4 页)

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好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越，行事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而且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划策，言听计从，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慎。

得意与忘形（3）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苻坚得王猛，自比刘备得诸葛亮。“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长吏席宝，数谮毁之。（苻）坚大怒，黜腾、宝，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然后，“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于是，“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在政绩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后时刻，“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宜渐除之。’”终其一生，以文明来遏制野蛮，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拓跋焘对于崔浩的宠遇，不亚于苻坚对于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细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

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政。尝荐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出浩以公归第。”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本集团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利害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

《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或由此而来。它本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不知为什么，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义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经常要溢出来，这就是忘乎所以。于是，最初用此词的一些赞赏的意思，便被彻底扬弃。现在，要说一个作家很得意，仅这两个字，还可能带有一点中性色彩；要说谁得意忘形的话，十之###，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齿的小人，或者浅薄之徒了。

仔细分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