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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贯穿整个长安的御前大街，有如今日北京的长安街，路北为宫殿衙司，路南为市廛街坊。顷刻之间，比代宗李豫的圣驾出宫，还要庄严肃穆，还要鸦雀无声。居民闭户，商店打烊，官员无计，军士束手。这只老虎弄得长安城一下子定格在那里，傻了。

大家躲在门缝后，看着它走过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宏伟高大的朱雀门，没有右转要进皇宫会晤谁的意思，径直前行。人们默祷，赶快穿城而过，出金光门，回你终南山的巢｜穴吧！因为据《太平广记》所记，终南山也闹过虎，成了精的虎，变成道士模样，坐在那里，等着你去讨教，然后把你吃掉，干净利落。就像我们那些坐而论道的文学评论家们，收作家孝敬的红包一样，不着一字，不露痕迹。

长安城闹虎（2）

可是，虎大爷突然左转弯，拐了。

眼前就是相当于今日北京王府井的西市，那是李白经常喝得烂醉，杜甫经常兜售药品的热闹地界。大家不由得犯糊涂，难道这位虎大爷会有喝小酒，听小曲，找小姐，做几首小诗的雅兴吗？幸好事情还没有变得太糟，它对商品的兴趣不大，对美女的兴趣也不大，对文学的兴趣肯定更不大了。穿过西市，经过怀远坊，直奔长寿坊而去。

我的天啊！长安市民的眼睛都直了，这只老虎，太不知道马王爷长有几只眼了，鬼使神差地进到了相公元载家的祖庙。时当盛暑，也许祠堂的寝殿，轩敞清凉，于是，逛得有点累的这头老虎，卧在元载所供的列祖列宗牌位前，打起盹来。

这事透着蹊跷。第一，没有人敢这样跟当朝一品的相爷，开如此可怕的玩笑；第二，即使朝野上下非常恼火元载，想出他的洋相，老虎会乖乖听话吗？于是，事后得出来的结论，只能是天意了。

史官这样不动声色，不着感情地写道：

“四年九月己卯，虎入京城长寿坊元载私庙，将军周皓格杀之。”（《旧唐书？五行志》）“大历四年八月己卯，虎入京师长寿坊元载家庙，射杀之。”（《新唐书？五行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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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虎之可怕，固然在于它的威猛，但最具震慑力的地方，是它那百兽之王的霸气。元载在代宗朝，简直活脱脱的一条老虎，而且始终张着血盆大口，雄霸天下，威掌朝政。按坊间阴骘迷信之说，这头老虎闯进他家祖庙，其实就是真身出现。也就意味着他的结局，即将来临。

元载何许人也？有一首七律《河湟》，这样写到他：“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遣弓箭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晚唐诗人杜牧，写这首诗，已是元载死后半个多世纪了。他之所以以“元载举箸”为诗的起首句，说明这位在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两朝，位极人臣，权倾一时的铁腕人物也曾经想为收复河西失地出过一点好主意的。

然而，在中国极讲等级的封建社会里，门第之高下，宗族之荣陋，阶级之贵贱，仕途之正鄙，不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命运，也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性格。元载之攀附名流，之巴结权贵，之投靠阉宦，之投机发迹，是与他的劣势出身所形成的卑微心态分不开的。

元载（？—777），陕西凤翔岐山人。一个做到宰相的大人物，连生年都不著史册，可见其来路不明。我想，这使他很痛苦，正如一个名作家，别人怎么想，也想不起他的什么名作品一样，因此，虽人五人六，其实心底里，大概有点不那么仗义似的。

腿上残存的泥巴，身上寒酸的神气，脸上太多的紫外线痕迹，岐山哨子面那生蒜的气味，尽管这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心理阴影，成了他一辈子的病态。据《旧唐书》：“家本寒微。父景升，任员外官，不理产业，常居岐山。载母携载适景升，冒姓元氏。”《新唐书》说得更详细一点：“元载字公辅，父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赐田在扶风，升主其租入，有劳，请于妃，冒为元氏。”

当然，别看不起这个假冒伪劣的发家史，对他很有实用价值。后来，他混迹官场，正是这个“元”姓，才能拉下脸来，投靠肃宗的嬖臣李辅国，一下子拉近了与这位权贵的距离，也一下子拍屁拍响一步登天。“五郎大人，论亲戚关系，我还应该称呼您一声姑姥爷呢！”

“这是从何说起？元先生！”

因为元载“性敏悟，善应对，肃宗嘉之”。李辅国本也高看一眼，听他这一说，不由大悦。原来这个太监，因拥立有功，肃宗还都后，不但予以重用，格外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