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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了，就一个人到研究所来了。

这次她在这家研究所的经历格外简单，直接到老汪的办公室找老汪，见着老汪就汪老师汪老师地一叫，“材料”就顺顺当当地拿到手了。“材料”就是那份血迹鉴定书的复印件。那位汪老师脸上依然不苟言笑，但在罗晶晶道谢要走的时候竟出乎意料地给罗晶晶留了他家里的电话号码，老汪说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找我，我不在家我太太就在，太太不在有我女儿，反正家里总有人的。

罗晶晶把这份鉴定报告的复印件拿回家来，自己先看，看了半天不得要领。到晚上吃饭的时候韩丁烧退了，喝了罗晶晶熬的粥以后，有了些精神。就披衣坐在床头的灯下看这份鉴定书。毕竟他也没有专门学过这门知识，报告里符号连篇，术语成片，无论怎样穿凿附会，也是似懂非懂。韩丁把这份不算太长的鉴定报告反复看了四五遍，看得眼睛都花了，看得罗晶晶都劝他赶快躺下别再看了，他才放下材料，用罗晶晶带回的那个电话号码给老汪打电话。

老汪在家，正吃饭呢。他让韩丁第二天上午去所里找他。第二天韩丁就去了。虽然高烧刚退，脚下发软，但还是让罗晶晶扶着他去了。他在研究所的痕迹检验室里见到了这位“血迹专家”，他们在一排排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试管的包围中，交谈了大约十分钟。韩丁首先问了这份血迹鉴定的结论，他说他在这份鉴定书的结尾没有找到任何明确的意见。从血迹分析上看，被害人究竟是不是被告人所杀呢？或者说，被告人有没有可能杀她呢？鉴定分析说得模棱两可，还是说清楚了我没看懂？老汪说：这说明你确实看懂了。这份鉴定报告只是客观地记录了血迹化验和分析的情况而已，首先，我们对被告人外套上的血迹进行了DNA检验，证明确实是被害人的血液无疑；其次，我们对外套上的血迹分布特点做了一些分析。至于这些血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形成的，是不是能认定被告人就是凶手，则没做结论。因为从目前我们分析的情况看不好绝对认定，当然也不能彻底排除。这需要办案单位根据现场的其他痕迹和证据，根据各方面侦查调查的结果，综合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老汪的这番话让韩丁心中暗喜，看来这份血迹鉴定也顶多算个旁证，只有参考分析的作用，没有认定的价值。他又问了些别的问题，大都属于血迹鉴定基本知识方面的问题，如：为什么形容衣服上的血点用了“擦拭”这样一个词，“擦拭”是个什么概念呢？老汪就一通解释：“擦拭”，就是沾染的意思。是指被告人的衣服沾上了血迹，这血迹可能是沾上的，可能是擦上的，可能是蹭上的，几种可能性都有……韩丁频频点头。这时检验室进来人了，韩丁的求教遂告结束。

拿到了这份血迹鉴定书并且知道了它的含义之后，韩丁急于要找到的，是另一份鉴定书，就是由市公安局技侦处所做的第二份鉴定书，也是那份最终被列入到证据目录中去的鉴定书。那份鉴定书是否提出了什么结论性的意见或者倾向性的观点呢，依据又是什么呢，成了韩丁最想知道的事情。检察院原来给他的材料中，惟独缺了这份最关键的文件。他再次找了检察院，提出需要看一下这份鉴定书。检察院答复说可以，答应去找。隔了一天他再打电话到检察院，检察院说那份材料在目录里有，但可能在主诉检察官那里，主诉检察官去北京出差了，你过两天再打电话来问问吧。韩丁无奈，他只有等。他甚至无法预测在开庭前他能否拿到这份他必须拿到的鉴定书。

在寻找这两份鉴定书的同时，韩丁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目击者。目击龙小羽尾随祝四萍进入制药厂工地的那两个人也都是绍兴人，一个名叫钱德来，在制药厂工地上当电工，另一个名叫洪卫国，是个架子工。两个人的证词大同小异，韩丁都看过，总的感觉比较笼统，对很多细节诸如发现龙小羽进入工地的时间和位置以及具体过程交待模糊，对那天晚上四周环境的描述也太过简单，韩丁从直觉上感到其中必有破绽可寻。

证词记录中分别记录了两个目击证人的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但韩丁按号码打过去，竟然是个空号。按地址找过去，才发现原来就是制药厂的扩建工地。现在这块地皮早已换主易帜，被另一家企业收购了，并且早就盖起了高高的围墙，早不知里面变成了何等风景。那成了空号的电话想必就是当年工地办公室的电话，自然早已随着工地的消失而撤销了。韩丁又去找了当时承担扩建工程的那家建筑公司，向他们查问这两位工人的下落。建筑公司答复说他们都是临时招募的民工，工程一停便到其他地方揽活去了，早已不知去向，甚至是否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