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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2月，步行行军移到郭村公社下胡宅大队。在下胡宅七年，受排挤七年。1966年12月，我们实在待不下去了，一气之下，跟着移民的火车全部搬迁到黎川。我们在福建省光泽火车站雪地里住了一个月，也不后悔。”接着他跟我讲起了受下胡村排挤的方方面面：

一是排挤移民的干部；二是新老社员分队结怨；三是刁难移民，不给宅基地；四是工业品奖售票只分给老社员，不给新社员，干部贪污多占；五是政治上、经济上排挤移民。老人最后说：“当时政府安排后靠移民问题确实太多，土地少，人口多，形成新老社员矛盾也很自然。迟走不如早走。我们不走，新老社员肯定要闹事。”

我在浪川乡沙众村和汾口乡村坑、业岭村调研时；他们跟我说起了43年前那场争夺土地的械斗。他们说：“现在想起，也心有余悸。”

沙众大队和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在争夺山地时，曾发生不少纠纷。沙众大队认为：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开垦出的大量山地属于原来湖村的，应该夺回归自己种。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则认为：库内的山林已被国家征收，国家的山谁开谁种。1963年，沙众大队派出一批社员到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原来种桐子的一座名叫钱金山的山上挖山。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在一边向上级控诉的时候，一边就筹划着用武力抢回自己原来种玉米的钱金山。

1961年5月20日晚，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在月岭坞召开两队的社员大会。会上，两个大队的大队长在大会上说：“我们两个大队要生存下去，就要把沙众大队抢挖去的钱金山夺回来。”并把事先准备好的《村坑、业岭劳动规则联合合同》在大会上宣读了一遍。“合同”中规定：一是苞芦山按当日出勤劳动力分配，生产出来的粮食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二是在挖苞芦山时，如果双方发生冲突，小伤包医，大伤包治，同时负责他全家生活费，如重伤治不好，发生死亡，负责2000元安家费。三是16岁至60岁的人全部参加，如谁不肯去，自留地收回，全家生活不给安排。四是半途而废者，也同第三条处理。五是如沙众人被我们打伤，上级要我们去坐牢，无论谁去都要负责他家全家生活费。六是各生产队听通知挖山，如生产队长不执行，由大队长负责。

当天晚上，两个大队的全部社员都在合同上签字画了押。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就在钱金山上爆发了。

6月2日一早，业岭、村坑两个大队的全体社员带了午饭到罗家坞集中，两个大队的干部清点人数，业岭大队58人，村坑大队69人，共127人。主要干部做了简短的研究，分析了几种情况：一是今天下雨，可能沙众人不去挖山怎么办？二是他们看到我们人多，可能不敢做声怎么办？村坑大队的大队长说：“他们不来，我们去找他们，讲他们挖掉我们的桐子树，要赔。”业岭大队的大队长在动员中说：“今天来这里挖山不是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大家一齐上去，路上不要躲来躲去。”又说：“今天我们人多，沙众人不会来寻我们的。我们要去找他们寻事，他们不动手，我们要把他们的茅棚拆掉。茅棚是个窝，窝在人还会来。如打起来，不要打他们头上，打死人要抵命，要打就把他们手骨、脚骨打断。我们的人如果怕死，半路上跑回来或上山躲起来，回来要和沙众人一样打。”　。　想看书来

5．苦难与争斗（4）

会后，大家一哄而上，而沙众人阴雨天都在草棚里休息。默不作声地看着村坑、业岭两个大队的人往山上冲。村坑大队一位社员到草棚边有意大声挑衅地喊叫：“这山是公社划给我们管理的，谁把我们的桐子苗挖掉了？”棚里的一位老人从床上起来解释说：“这山原来就是我们湖村人的，不是你们的。”村坑、业岭两个大队的社员就开始打这位老人了。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场事件将要平息时，一位业岭大队的社员见茅棚里有一支猎枪，就拿起猎枪煽动说：“沙众人用枪打人了。”第二场更严重的械斗事件再次兴起。后来公社组委方火连得知，从上华赶来，事态才平息。事后，村坑、业岭两个大队为掩盖事实的真相，反而将沙众大队被打的五个社员捆绑起来，诬告他们用猎枪打人，送公社处理。

一场械斗事件平息了，但三个大队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更加加剧了。浙江省委组织部党员电教中心主任童发根埋在心底38年的家史更是令人同情和深思。我几次来到他的办公室，想探听他的那段耐人寻味的童年，但他都闭口谢谈，我无奈来到他的家乡——临歧镇。

童发根家不是移民，1964年，他的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