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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三个月，她和点点拉了一个《I

Look世界都市》的编辑请我吃饭，让我帮着介绍一些文章写得好的写手，这时她已经全面接管了这本杂志。她后来告诉我：“我当时最蠢的是完全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合适的出版人。那时我施展自己身手的欲望特别强，我觉得中国的编辑没一个懂经营的，而中国的经营者又没一个懂文化的，所以最棒的出版人非我莫属。”在当时的她眼里，做杂志是一件特容易的事。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天真地说：“我拉最牛逼的作家都给我写稿子，最牛的作家我都能网在一起，这杂志的质量肯定就会不一样。”

再过一段，风风火火又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成立了一个公司，杂志、网站一起做，让我到她公司看看。去了一看，感觉果然不错：在写字楼里搭起了纽约那种艺术SOHO里的钢结构房梁，红黑两种颜色，写字楼里虽显得暗、压抑，但充满艺术气息。也不知她从哪里找来一堆文革时的革命版画，都用镜框给挂起来。我想，这可真是典型的洪晃审美趣味。我感兴趣的是，她怎样靠这样的趣味做她的时尚杂志呢？

编辑人选

“我想求您帮个忙。”1998年的时候我跟朱伟刚认识，打电话非常客气。当时我很巴结他，因为我特别想在他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我写的小破文章。我写东西和我说话一样，非得有观众，如果没有人登载，我绝对不写，那不是跟面壁一样吗。

“嗯，说吧。”朱伟说。

“帮我找个编辑吧。”

“干什么的？”朱伟问。

（）好看的txt电子书

“干什么的？编东西的，编辑还能干什么。”由于我当时对刊物不同编辑的不同分工比较不清楚，而下意识地又觉得朱伟这种文人看不起我和我办的刊物，我的语气里充满了防守攻击的腔调。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是编辑文字，还是要出题目的。”

我还是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就要那种两个都行的吧。”

“编什么栏目的？”朱伟问。

我还是觉得他的问题里充满了对我的鄙视。“什么栏目都能编，要有头脑的，聪明的。”我回答道。

“好吧，我给你想想。”朱伟干巴巴地说，“就这样，还有事吗？”我总觉得该和大编辑寒暄几句，拉拉近乎，假装我也是同行，但是让他憋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只好告辞：“那……我等你电话吧。谢谢啦。”

过了几天，朱伟果然推荐了人，编辑部面试之后发现此人只能花不到一半的时间工作，另外的时间要自己打坐、养神、拜佛。我气疯了，我觉得就是朱伟拿架子，看不起我和I

Look，不推荐好的编辑给我。我想和他打架，我觉得他不够朋友。我想他这样戴眼镜的上海文人肯定特别怕非常粗野的北方女人，所以拿起电话就喊：“X他大爷的，你丫怎么拿我开涮，那他妈编辑能他妈干活吗？！”

谁知道这个在北京居住多年的上海人居然立刻操着没丢干净的上海口音反击道：“X你大爷，你他妈不知道你要办什么样的杂志，我他妈怎么给你推荐？”

丑女人情结

在犯了很多错误之后——大概是2001年的夏天，我终于一头雾水地找朱伟和几个朋友帮我重新找I

Look的定位。在我也记不得多少次集体培训和谈话之后，我慢慢悟出来我还是应该把I　Look做成一本好的消费类杂志（consumer

magazine），而不是我自己的观点的讲台。我才意识到我犯了不少错误，比如：I

Look曾经做过一圈户外广告，口号是“给有头脑的女人的杂志”，是我的馊主意。这种口号真是打击了一大片，把读者都吓跑了。实际上，爱美的女人永远比有头脑的要多，因为即使有些爱美的女人不爱动脑子，所有动脑子的女人还是要美的。我没算清楚。何况女人要看严肃的文章有《三联》、《财经》，要看文学有《小说》、《收获》、《万象》，她们选择时尚类刊物就是为了服饰美容，为了生活方式，为了轻松。再仔细想想，我自己也一样。住在纽约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咖啡桌上都摆的是New

Yorker，而马桶边上全是《人物》。

必须承认，不修边幅的女人是不可能当女性刊物主编的。我基本上不修边幅，而这事全赖我妈，因为她没把我生得漂亮点。我向来认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