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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翻翻空中杂志，恰看到苏轼写的《点绛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苏老大似乎不喜欢跟人同坐，但我喜欢。那么我愿意与谁同坐呢？金农有首题画词曰：“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好美的意境。我也曾有过那样同坐的人——当然不只是纤手，粗细胖瘦黑白的都有。但是一个个都渐行渐远了。我最要好的兄弟——高三八时代的同桌肖麟，已经鹤归千日了。正应了我大学时写的诗：“当年满座风流子，几###宵共泛舟？”如今，欲与三五老友月下同坐，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了。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到小饭馆里吃拉面、吃凉粉、吃肉串，原来我是要与他们同坐——与那些粗声大气的民工、蓬头垢面的民妇，我从他们的欢笑打闹中看见了我的朋友，我由此知道我切实地活在人间。

怀着这样的思绪走在冰城的街头，竟然又多次被行人认出。东北人真是直率，有的脸对脸逼上来问：“我昨天看你跟窦文涛在电视上啊，怎么一下跑这儿来啦？你，你是你吗？”

我忘了带墨镜，便俯首钻进一条胡同。不料一声责问扑面袭来：“你还要往哪儿走啊！”抬头一看，竟然是高中同学潘冰——现在是锦绣电子的潘总。便到她的办公室同坐了一会儿，拿了上次聚会的合影。聊起她当年的同桌魏乃清——我给取的外号“为爱情”，还有白泉、王军等。潘冰说找到郭伟啦，还说赵晓明从加拿大回来，戴个绒线帽，模样几乎一点没变。可惜我不能多坐，一连串要办的事情等着我。告别了开始发福的潘冰，想起20多年前她像个小瓷娃娃似的，现在孩子已经跟我们当年一般大了。

记得那人同坐（2）

到哈尔滨是路过，只有几个小时的自由空闲。给几位旧雨打电话，不是空号就是关机。王老善办公室没人，手机说是空号。老倪更绝，全国百强城市里大概只剩他一个还使用呼机，人家寻呼台为他一个人还得开着。于是，想跟老朋友同坐片时的愿望只好取消了。

在街头买了份号称中国比萨的“乡巴佬烧饼”，挤着买的人很多，哈尔滨人喜欢扎堆儿。烧饼确实风味独特，软脆酥香。边走边吃，一面想着从小到大曾经同坐过的亲人、邻居、老师、同学、朋友、恋人……几句词漾漾地涌上心来：“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几声彩铃打断了我的迷思，低头一看短信：“干啥呢？土老冒。”一片霓虹灯突然亮起，乃发现烧饼已经吃完了。我轻轻地舔一舔双唇，不留下一粒芝麻。

帝国主义的乏走狗（1）

本人文章一向温柔敦厚，虽然经常被讥笑为庸俗无聊，但一般很少遭到政治批判，所以很为那些假自由主义英雄气恼，他们恨我为什么不进监狱。凡是不进监狱者，就意味着是政府的走狗，是专制的奴隶。我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很“安全”，就得宣布自己经常倒霉，而且必须实际倒霉。唉，做人难啊。

下面是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然后我再贴一篇某权威对我的批判。幸亏时代毕竟变了，否则这一篇批判，就够我进监狱了。

最近遇到一件很蹊跷的事，我的几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时，均被不谋而合地删去了含有“帝国主义”字样的句子。有篇文章是“一稿多投”，先后在远隔数千里的两家报纸发表，两位责编仿佛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出手就英雄所见略同地轻轻抹掉了那个“帝国主义”。我捧着样报，不禁感慨万千。

责编删改作者的文章，是常有的事，也是编辑的工作职责。我的文章由于经常不合正人君子的口味，被编辑修剪润色一番，已经几乎成了我懒得提起的惯例。再说约稿的编辑大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并不是胆敢蔑视我的语文功夫，而是怀着“这也是为了您好”的心情毅然下刀的，目的是咱们彼此都少惹点麻烦。所以，我一般也颇能理解编辑的善意，不跟他们秋后算帐。总不能为了咱自己说话痛快，砸了编辑朋友的饭碗不是？

然而这一次，我觉得非说几句不可了。因为如此默契的阉割行为，已经超出了责编与作者的关系。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编辑的个人行为，而是在这背后，有一只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借助编辑的笔，删去了那个令他无比讨厌的“帝国主义”。那么这只手到底是谁的手呢？

我想，这只手不会是一只政治的手。我想决不会有哪个政府部门、哪个官方机构命令所有的媒体编辑们：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刷品上，不许出现“帝国主义”的字样。我想不但我们中国不会，其他发达不发达国家都不会，就连帝国主义的大哥大美帝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