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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向他透露过什么。按说选择谁作后备干部是一件极其秘密的事，更不应该让本人知道，张嘉缑是去年被派去省委党校参加为期半年的“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班”之前才知道这件事的。党校学习，让谁说谁都说重要，可是派谁去谁也不爱去，除非是已经明确定向回来后就要提拔使用的人才愿意去，所以张嘉缑同样找借口想推掉。没想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关本为亲自给他打来电话，不客气地说他“不识时务”，放着阳光大道不走，甘当一辈子“报虫子”。

“大哥先别骂我呵，有什么指教我听着就是了！”张嘉缑与关本为在机关里共事多年，私交不错，两人又有点七拐八连的亲戚关系，所以也没拿他当领导看。

“你要去的是地市级后备干部班，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往里钻，你竟然要主动放弃？！一看就是满脑子小农意识。”

关本为不客气地开导他。张嘉缑的确是从农村出来的，大学毕业后在乡镇和县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关本为时常这样嘲弄他。也就是在这天，张嘉缑知道自己已被确定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后备人选，与他同列这个名单的还有市委党校的第一副校长梁吾周。其后不久，李听梵到市委宣传部挂职常务副部长，外界风传她也被补为部长的接班人之一，不过她却是省里管理的后备干部。

后备后备，关键是备而能用。从新中国成立我党取得执政地位那一天起，党的高层领导就非常重视培养后备人才问题，当时的伟大领袖还专门为党制订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从事政治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多年，张嘉缑甚至至今都能背下来这五条：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应该说，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称得上是高瞻远瞩，甫一立国，便想到长治久安问题，尽管这五条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直到今天仍不失为一个执政党自身建设不能或缺的圭臬。后备干部制度不能说不好，但具体执行却弹性非常大，“备而不用”是最常见的现象。导致这一状况有多方面原因。按照规定，后备干部必须“一岗双备”或“一岗多备”，就是说一个岗位要储备最少两个后备人选，为的是可以互相比较，以资优中选优。不管是“双备”还是“多备”，最终能走上所备岗位的毕竟只能是一个人，那么余下来的一个甚至是多个后备人选往往就空欢喜一场，这些淘汰下来的人中，真正被提拔到其他岗位上使用的少之又少，因为其他岗位同样也备好了多个人选。再者，干部任用的“人治”痕迹久治不愈，说是长期储备，长期考察，择优使用，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在各地各级官场普遍存在。——这一任领导选定的后备干部，如果不能在这一任领导手下得到提拔，换了新领导来，这些后备干部基本上就没“戏”了。而且糟糕的是，大多数新领导都不愿意再把前任的后备干部重新“备”起来，他们也要选择自己中意的人才，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后备干部不仅不是件荣耀的事，反而成了包袱，甚至成了罪过，不但新领导不把你当成自己人看待，其他人也不敢再与你来往太多，生怕被误判为前任嫡系，站错了队。于是，这些由“绩优股”一夜变成“垃圾股”的前后备干部们，其政治前途基本上就算完结了。

后备干部所备的那个职务就像一张悬在眼前的大饼，诱人的香味固然可以嗅得到，但想吃到嘴里却不容易。张嘉缑看过一份新华社内参，说是据某省省委组织部调查，该省后备干部提拔使用率仅为30％，这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人要成为那三分之一幸运儿的陪衬！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