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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正在致力于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路甬祥在为“中国中青年院士文集”写的序中这样说：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21世纪，中国将要在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科学和教育的腾飞，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沿着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的轨道不断前进。中国科技界，包括正在成长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应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韩启德院士文集》是“中国中青年院士文集”中的一本。

我是通过韩启德的夫人袁明和他相识的。早在1992年12月，我在一次宴请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丁时，袁明也在场，当时她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袁明和哈丁将他们合编的《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签名赠给了我。这本书是中美两国学者对1945－1955年间美国对华政策、国共两党对美政策、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局势等问题共同分析和研究的成果，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运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研究了导致中美关系敌对僵持的复杂原因，得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结论。这本书，使我对袁明的学术水平有了很高评价。后来，我受聘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而袁明恰好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因此，我就常常将她称为“领导”了。

通过袁明，我认识了韩启德。2002年5月5日，在一次宴会上，袁明将签名本《韩启德院士文集》赠送给我。

收到这本书后，我照例概略地浏览一番内容。韩启德长期从事心血管基础研究，在肾上腺素受体领域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公认，因此，这本荟萃了韩启德代表性论文的集子，也主要围绕这一领域，专业性很强，读起来难度很大。但是，《韩启德院士文集》卷首有一篇万余字的学术性自述，既讲述了韩启德的成长历程，又讲述了他的学术经历，细读之后，让人不禁对他的奋斗精神大为钦佩。

早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韩启德就立下了从医之志。那一年，韩启德先是得了猩红热，刚好一点，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炎，他昏迷了三天三夜，被抢救过来后，又住院三个星期。用韩启德的话说，当时的医疗条件虽然有限，但护理工作“极其完美”。由于他必须绝对卧床，所以护士就从服药到吃饭全部喂到口，以至于他出院后，永远忘不了这些白衣天使了。巧合的是，7年后，当他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时，报到时体检的地方居然就是他当年住院的地方。

1968年底，在持续高涨的“文革”浪潮中，韩启德大学毕业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被分配到陕西临潼，成为一名赤脚医生。早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为自己立了座右铭“要勇敢地生活，做生活中的强者”，立志要成为一个能够战胜自身缺点的人。面对缺医少药的农村医疗状况，韩启德用上了自己全部聪明才智。

刚到农村的时候，韩启德只在学校学完基础课程，临床课根本没有系统学过。当时他所能做的只有仔细观察病情，并对照病情翻阅从上海带去的有限几本教材。遇到危重病人，他经常亲自护送他们到大医院救治，然后自己也留下来学习大医院医生的治疗方法。门诊看过的病人，只要他没有把握，就骑着自行车上门随访。靠着勤奋和自学，等到他离开农村的时候，方圆几百里都知道了这样一位“韩大夫”。他不但能够做白内障、鼻息肉、扁桃体、阑尾炎、肠梗阻、疝气、大隐静脉曲张、计划生育手术等，还能做胃大部切除、胆结石和甲状腺手术，甚至可以开展兔唇修补等成形手术。由于不少农民习惯于中医诊治，他又自学了中医中药和针灸，掌握了中西结合的治疗手段。他也不满足于农村原有的简陋医疗条件，陆续创造条件，建起了手术室、化验室、心电图室等。

艰苦的环境，对于意志薄弱者来说可能意味着坟墓，但对于意志坚强者来说，却是磨石和熔炉。韩启德说，在农村行医10年，他为无数病人解除了病痛，成为一名备受群众欢迎的全科医师，然而更重要的是增长了学习和工作的能力，尤其是如何克服困难，创造条件，打开工作局面的能力。

“要勇敢地生活，做生活中的强者”（2）

1979年至1982年，他在西安医学院攻读研究生。1982年至1985年在北京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担任教师。1985年至1987年受邀到美国埃默里大学药理系担任访问学者。在美国，他先是从事神经肽Y（NPY）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随后转到α1－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