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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呢？敌后的游击战还怎样开展呢？尽管毛泽东等许多同志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但王明硬是不听。王明回到武汉后，并没有按中央的意见，把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仍然放在大城市和国民党的谈判上。以致武汉失守后，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附近放手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没有及时地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在这些地区乡村工作比较薄弱，许多自发的抗日武装，未能及时得到共产党的领导，使新四军丧失了大好时机，没有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而这时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早已蓬蓬勃勃地发展，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这是严重的教训。当然也要指明，大量国民党军的阻挠，使新四军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条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德篇（3）

正在这时，接替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好消息。由于1938年4月任弼时到共产国际汇报了国内的真实情况，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理解。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与任弼时，他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应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指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无疑是极端重要的。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这一指示，并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正确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要有亲密团结的气氛。这就为六届六中全会的举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十五个月来的抗战经验作了总结，最后讲了统一战线和战争战略问题。在统一战线中他批判了关门主义倾向和投降主义倾向。特别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他说，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治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民主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不能因为合作而抹杀党派与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不然，那样的合作就成了混合，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还深刻地阐明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和消灭。所以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适当的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民众的动员，以战胜民族敌人。进行抗日与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会后还根据当时形势，撤销了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从此，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才能得以贯彻。

以笔者在抗战中的切身体会，自从平津太原等各大城市沦陷之后，日军大举南下，以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为主体的华北抗战即告结束。在南方，自上海、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也出现了幅员广大的沦陷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为数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使日军深深陷入无法脱身的泥淖之中，则这些地区势必成为日军巩固的后方和提供人力物力的基地，加上敌人的诱降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国民党恐怕早就投降了。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不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抗战就无法坚持到底，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至于抗日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关系，笔者的体会更为深刻。在抗战期间，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无疑是两条抗战路线最鲜明的对照。笔者长期生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亲眼看到那个时代人民大觉醒的精神风貌。所有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群众，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全部被组织到各抗日组织之中。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随处可见。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遍地展开，使敌人寸步难行。尽管日寇进行了无数次的“###”、“扫荡”，施用了最残酷的“三光政策”，但我根据地仍巍然屹立，成为日寇日夜不安的心腹大患。被称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其幅员相当于一个完整的法国，紧紧地包围着平、津、保等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