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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诈如狐，匪患肃而不清。

面对这一情况，上级马上调派北江军分区第十一团团长叶昌率两个营进驻黄坑清剿土匪。

十一团主要由原“北二支”这支地方部队主力组成，指战员大多是粤北人，情况熟悉，有游击作战经验，与土匪作战绝对不成问题。

剿匪部队的指挥部设在榆塘村，营长唐胜标坐镇指挥。兵力重点放在榆塘、夜庄、小溪三个地方，对山上的股匪进行军事打击。

1950年1月29日。

我军获悉李志超股匪聚集在大简埂的青山头，于是出动200多名战士分左右两路包抄上山。

这时土匪正在山上的炭窑煮饭吃，他们从山上看见我左路大军迎面而来，急忙扔掉饭碗绕道逃跑，不料在童子窝又与我右路大军相遇。

两军交火，土匪即时丢了十几条性命，其余往闻韶方向逃窜。

李志超、张召南遭我剿匪大军打击之后，土匪内部人心惶惶，分崩离析：副总队长张召南带30余名土匪逃回兰田、高块、大简埂一带躲藏；总队长李志超带李侠民、李奇发等20多名土匪窜到小溪瑶山活动。

李志超与张召南分道扬镳后，又与伪县参议员李培英、伪南雄县巡官严灿章等勾结，重整旗鼓，任命李培英为总队副官，严灿章为总队参谋，并改变活动方式，采取小股分散活动与剿匪大军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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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青山丽水斩妖魔（3）

4。“抄山猪”与“梳虱子”

我军在频频对土匪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召开群众大会，讲明形势，宣传我党的政策，惩处济匪、窝匪行为。

1950年2月，李侠民被我剿匪大军打得东藏西躲，走投无路，率部十余人下山向周田区自首。

张召南股匪也只剩十余人，龟缩在夜庄附近的高块岭。

张召南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家伙了，解放前长期绫罗绸缎，衣食无忧，作威作福惯了，现在被大军穷追，有上顿无下顿，又没鸦片烟抽，终日担惊受怕，实在熬不下去，于是他派土匪送信给十一团团长叶昌，表示愿意率部下山缴枪投降，祈求保住老命。

至此，黄坑境内大股土匪已被瓦解、消灭，剩下李志超、李培英为首的一股顽匪，流窜在小溪、兰田、夜庄附近的大山里。

1950年6月。

李志超股匪分别在小溪的瑶山和榆塘村背的蜘蛛山又遭我剿匪大军围捕、追击，死的死，逃的逃，残留下李志超、李培英等七八个顽匪。他们时合时分，如丧家之犬，东溜西窜，惶惶不可终日。

1950年12月开始，黄坑、竹溪、古竹小乡先后开展土地改革，有力地配合了剿匪斗争。土改工作队和驻乡干部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针对群众怕变天的思想，反复表明工作队在土匪没有肃清之前，不会撤走；群众未分好田地不走；人民政权未建设好不走的“三不走”态度，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了查匪、斗霸、挖匪根运动，配合剿匪部队上山剿匪。

匪首严灿章在土改工作队进村时尚未逃遁，正在窥测方向，土改工作队便立即将其逮捕，交群众斗争后押送区政府。

以教师作伪装的李志超的心腹爪牙李福民，钻进竹溪乡政府当炊事员；经常向李匪提供我内部情报，两次企图伏杀我乡长的土匪刘照成；以及窝藏群匪，又参与攻打黄坑乡政府的“福成”号老板张瑞兰等，都一一被群众揭发出来，绳之以法。

土改期间，剿匪大军和工作队还清查了一批假自新、通匪、济匪、窝匪的案件，通过匪属动员了一些流窜在山上的土匪自首，收缴了一大批土匪、恶霸隐藏的枪支弹药。

农民群众经过土改运动，慢慢认识到要保护自己翻身的果实，必须彻底消灭土匪，因而一有匪情他们就自觉地放下农活，持枪拿刀带着干粮配合解放军上山剿匪。

在黄坑，一遇匪情，几个村的群众一齐出动，将土匪团团包围，逐个山头搜索，群众称这种战术为“抄山猪”“梳虱子”。

由于民兵群众熟悉地形，哪里林密坡陡，哪里有纸厂瓦窑，那里有山洞岩｜穴，都一清二楚，他们带着大军穷追猛打，土匪无法躲藏，只有束手就擒。

1951年4月的一天，瑶山一位70多岁的老瑶民发现了匪首李培英的踪迹，跑了30多里山路，气喘吁吁地来黄坑乡政府报告。剿匪大军、区中队战士和民兵共80余人立即出动，由这位老瑶民带路连夜冒雨挺进瑶山。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