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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如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所言，当其他国家还在“片面改革”的时候，秦国已是“全面的翻新”。这并不奇怪，因为秦国原本就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还有楚，这里不细论）。其他那些诸侯国，大多是按照西周封建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每个国家差不多都是一个微缩的周王朝，国君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政权其实掌握在卿大夫手里，即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于是有三家分晋，有田氏篡齐。秦的政权却一直掌握在国君手里。也就是说，他们实行的本来就是军事集权制，商鞅的变法只不过推波助澜，使之更上一层而已。

因此，秦最终夺取了天下，只能归结为秦国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也运用得最彻底。这个新制度，就是初具规模的中央集权制。或者准确地说，国君集权制。这样一种被黄仁宇先生称之为“极权主义”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保持一种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使秦王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消灭六国，建立一统天下的新政权。

现在要做的，只不过将“地方集权”（邦国集权）变成“中央集权”（帝国集权）。这对于秦人来说，其实驾轻就熟。如果说还要做什么的话，那就是把其他六国的兵器全部运到咸阳，集中销毁，铸成十二个金人（铜人），以示彻底告别武力社会，永不兴兵。

大秦帝国诞生了。中国从此进入权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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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君临天下（1）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典型形式，皇帝是帝国的核心。

我们知道，大秦帝国建立之初的御前会议主要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帝国的元首从此称为“皇帝”，二是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许多人认为，改称“皇帝”，不过是为了满足秦始皇的虚荣心，柏杨甚至称之为“嬴政意淫”，并认为这说明他“智商平平”（《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依我说，这未免小看了秦始皇。不可否认，这里面确有虚荣心的成分。所谓“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帝与王原本就不可同日而语。王，是部落时代的称号。大一点的部落首领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诸侯国君也都称王，是为诸侯王。比如楚的国君，就不管周天子只给他封了个子爵，早就自说自话称王了。帝，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乱称的（战国末年，秦、齐均曾称帝，但不久即恢复称王），皇帝的称号则更是闻所未闻。人人得而称之的“人称”（王），岂如独一无二的“天号”（帝）？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实际上，秦始皇的更改名号，并非心血来潮。他并未将“秦”改为“周”或别的什么，就是证明。但不将“王”改为“皇帝”（或别的什么），却万万不行。因为就政权而言，秦还是秦，并没有变；但就国家而言，则“此秦”已非“彼秦”。过去那个“秦”是王国，现在这个“秦”是帝国。如果沿用“王”的称号，不但无以与已灭诸国相区别（六国国君均称“王”），也无法与周王室相区别（周天子也称“王”）。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之主”，秦皇帝则是实质上的“天下之主”，岂能混为一谈，统称为“王”？

其实，周天子自称为王，和秦始皇自称为皇帝一样，也是有特殊政治意义的，那就是要把事实上的国家变成法理上的国家。现在，秦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从事实上的帝国变成法理上的帝国。如不称帝，嬴政又怎么能给自己的帝国加冕？我们必须清楚，秦发动的这场“革命”，并不只是要换个“朝代”，而是要用一种新的制度（帝国制度）取代旧的制度（邦国制度）。秦始皇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才自称“始皇帝”，即“新制度的第一人”。而且，正因为皇帝这一称号是帝国制度的象征，所以始皇之后历朝历代的君主，也都自称皇帝，没人再改称王。如此看来，柏杨先生的批评倒是显得“智商平平”。

不要以为称王或者称帝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要知道，“皇帝”与“郡县”共举，而“王制”则与“封建”并存。依旧称“王”，就意味着还要实行封建制。此为始皇所断然不能同意（李斯的建议不过“正合君心”而已）。因为封建制是“天下共享”，郡县制才是“一人独裁”。按照封建制（即邦国制），从王（天子）开始，到公、侯、伯、子、男，甚至卿、大夫，都各有自己的领地和特权。就连最低一级的贵族──士，也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可以在诸侯之间游走，高高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