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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上海”两个字。

17日，在11城市一商局长会上，胡平不点名地讲了这件事，又深有感触地说，劣质产品泛滥，太可恶了。这个问题，生产者有责任，商业企业进货把关不严，也有责任。

会后，武汉市商委的同志主动向胡平要回了那双鞋，经查：鞋底是上海的，鞋是武汉制作的。

21日，轻工部长曾宪林约见胡平，听说胡平买了双“一日鞋”，便说：“鞋的质量问题是当前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轻工部已打算专门举办一个假冒伪劣鞋的展览会。”

胡平当即表示：“我支持，如果你搞这个展览会，我希望我买的那双鞋也能作为一件展品，曝曝光。”

如今，胡平已经穿上了武汉百货商场为他换的新鞋，可是他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他说：“我是一个部长，买了劣质鞋能及时退换。但若是普通消费者呢？”

向人民保证

“如果亚运会工程不能如期完工，我就从北京最高的京广中心顶楼跳下去！”

1990年亚运会前，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主席兼工程总指挥部指挥长、北京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张百发在一次会上说。“跳楼市长”的称呼不胫而走。张百发回到工程总指挥部，对大家说，“你们都知道我可许愿了啊，工程哪儿耽误了我要跳楼，我告诉你们，我要跳楼以前你们全得给我跳下去，我要跳我也是最后一个。”

2008年12月，昆明市委、市政府向市民郑重承诺：今后政府性投资建设工程项目百分之百不出*案件，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同时，39位市级领导签名承诺廉洁从政。

“我可以负责地向全国十一亿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针对有人对“投反对票就永远记录在案”的担忧，电子表决系统总设计师林达亮如此宣称。

此后，广东、山西、陕西、辽宁等地在人代会或常委会会议中开始使用电子表决器。

“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200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年论坛上说。

2004年3月24日，广州市人大又开先河，采用无线电子表决器。同年3月，童海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建议，“从下届人大开始，全国自上而下应一律使用表决器的形式进行表决”。

2007年，一名浙江台州的人大代表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当年2月11日的地方党报。报纸头版有一张“人大代表举手表决通过决议”的彩色图片，图片上，一个个人大代表正襟危坐，高高举起了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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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无病，盲流有梦

同性恋患者

1991年，安徽发生一起女同性恋者同居的案件，当地公安机关对此难以定性，逐级上报至公安部。答复是：在目前中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同年，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崔子恩在课堂上公布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成为中国大陆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第一人。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校方撤消了讲师资格，降薪一级；背上了性骚扰罪名，被调离教学岗位。当时，校方让他去医院，期望由医生诊断他为“无责任能力”的“同性恋患者”，但他拒绝承认同性恋是一种病态。

2001年，崔子恩重返讲台，讲授“同性恋电影”和“中国地下电影”课程。

盲流

1991年10月24日，民政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劝阻劝返外流灾民工作的通知》。此前，1989年4月10日，民政部、公安部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199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

一篇题为《中国梦之1991年？我要去海边，我要闯深圳》的文章这样写道：

1991年6月，拿到结婚证的第3天，老公就怀揣着800元钱上路了；7天后，我也启程了。我们擅自决定放弃内地的工作，去闯深圳。我走的那天，妈妈哭了又哭，送了又送，直到我坐上汽车，她还在车下哭。最后竟至不能控制，挤上汽车，跟我到火车站。一路上她不停地哭啊哭，反反复复问我一句话：“放弃国家干部不当，非要去南方当盲流，你为什么呀？我们在这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