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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后，我们仿佛很孤单，经常想念他。1943年8月，古罗夫牺牲的消息使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全面胜利的喜悦了。我们将永远怀念库兹马·阿基莫维奇……

我们开始登上军用列车，向西、向前线开去。第62集团军转移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地域。集团军司令部在沃罗波诺沃车站上车。　白天，我到集团军编成内各师上车的车站巡视一遍，黄昏时我来到沃罗波诺沃。

传来机车的鸣笛声、车轮的震动声和有节奏的敲击声。我们每个人都默默地说：

“再见吧！伏尔加河！再见吧！你这饱经沧桑、受尽战火煎熬和洗礼的城市！我们还能再见到你吗？到那时你该是什么样子、再见吧！长眠在这块浸染着鲜血的土地里的战友们！

我们就要向西挺进，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你们报仇……“

我戎马生涯中最艰难、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这样结束了。

北顿涅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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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去思考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接连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时，进军柏林已成定局。我的思绪一再回到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它们使我确信，苏联军人思想上的转折——决不能再往后退！正是在伏尔加河的接近地上最明显的地表现出来。

希特勒的将军们和军官们不会感觉不到苏军心理上的这种无形的转折。

我作为原第62集团军的司令员。也曾郑重地宣布过：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在最后一名城市保卫者被打死的情况下，敌人才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我们向党、向人民发过誓言：“宁死不屈！”只有牺牲了才能使我们的解除誓言。这一信念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对战略形势的认识，而且也是出于对扼守城市的必要性的理解。这是神圣的使命。它反映了我集团军将士们思想上的转折。

《红星报》在1942年12月1日在社论中写到：

“第62集团军的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进攻，重创庞大的德国法西斯部队。”

………………

“第62集团军的光荣将与世永存。几年后，在炮弹翻耕过的战场上，将长出嫩绿的青草；在自由的斯大林格勒，将耸立起一座座崭新明亮的大楼。那时，我们老战士将会自豪地说：”是的，当年我曾在英勇的第62集团军的旗帜下战斗过／“

我那时的激动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理所当然的自豪从来不会使人有思想负担，但它也不会让你高枕无忧，否则，你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如果考虑到：当时消灭敌被围集团的战斗还在进行，敌编成内有22个师、160个独立部队，共计33万人；随着合围圈的缩小，他们被紧迫到遭到破坏了的城市的墙角里，但他们还相信，“顿河”集团军群的强大的坦克兵团一定会接应他们。那么，那些天我心情激动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我那时毫不怀疑，这场规模宏大的交战，必将以敌人的全部覆灭而告终。然而，如果曼施泰因的部队突破合围圈，并与保卢斯部会合的话，那么，第62集团军还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还要经受多少次考验呢？

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焦虑不安。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很久以后，在各级领导人中，也有不同的见解。例如，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差不多过了10年，即1952年夏天，我有幸同斯大林就这些事件交换了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

我那时正在索契疗养，午饭后，响起了电话铃。

“您是崔可夫同志？”

“是我。我有幸同谁讲话？”

“我是波斯克列贝金夫。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讲话。”

由于太突然，我有点慌张。很快传来了低沉、平稳、人人都熟悉的、带有格鲁吉亚口音的声音。斯大林问：“崔可夫同志，休息得怎样？感觉如何？”

“休息得很好，感觉也极好。”我回答说。

“您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斯大林问。

“遵照您的吩咐，斯大林同志，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现在就派车去接您。来吧！只是不要把这看作是命令！”

我收拾准备不到10分钟。汽车来了。我们走了不长时间。

斯大林在门口迎接我。我下了车走到斯大林跟前，报告：

“斯大林同志，我遵照您的命令来了！”

他轻轻地把我的手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