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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为《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三二页，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陈独秀独挑重担，《青年杂志》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了创刊号。

陈独秀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向青年们提出六点见解：

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以为科学与人权（民主）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这样，《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

《青年杂志》旗帜鲜明，思想活跃，文锋犀利，切中时弊，很快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

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述：“我还记得，我的大叔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后，其名声更加响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新青年》“一枝独秀”，使陈独秀声名鹊起。

第二部分：前奏蔡元培“三顾茅庐”

北京，离天安门不远处的西河沿，一家中等的中西旅馆。清早，一位年近半百有着绅士风度的人物，内穿中式对襟袄，外穿呢大衣，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山羊胡子，前往中西旅馆，探望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他还没起床吧！”茶房答道。“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来客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请给我一张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间门口等候就行了。”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是一位忙碌的人物，白天不见踪影，夜间又要看戏，迟迟才归。唯早晨贪睡晚起。那位访客来过几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来，在房间门口坐等。

那位忙碌的旅客非别人，陈独秀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同车离沪赴京，为的是在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那位坐在门外静候的人，比陈独秀年长十一岁，当年名满华夏。此人来历不凡，清朝光绪年间（一八九二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位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义帜，于一九○四年任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翌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此后，袁世凯当权，他愤而弃职，游学欧洲。回国后，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人便是蔡元培。蔡元培深知单枪匹马赴任，难以驾驭那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这所由创建于一八九八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封建余孽颇为猖獗。那辜鸿铭居然拖着长辫子走上讲坛，那刘师培言必称“孔孟”……蔡元培思贤若渴，寻觅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才。

在这个当口，蔡元培见到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早在一九○二年留学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相识。汤尔和当即推荐了陈独秀——尽管汤尔和后来跟陈独秀并无多少来往。汤尔和是从《新青年》杂志上识得陈独秀的才气，因此把十多本《新青年》交给蔡元培，说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陈独秀主编的。”

一九○四年十二月，在上海，蔡元培与陈独秀有过一面之交，他们都是暗杀团成员。此后多年没有交往。这时，蔡元培读了《新青年》，深深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事有凑巧，陈独秀到京后，曾去北京大学看望过沈尹默。沈尹默把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来京就赶紧前往拜访。就在蔡元培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蔡元培就去中西旅馆看望了陈独秀。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曾写道：“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九时，蔡孑民（引者注：蔡元培号孑民）先生来访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