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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斋首先“采访”的是号称“中国通”的波列伏依。他来到了离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北京大学，跟这位在那里任教的俄语教授用俄语交谈着——虽说他们也可以用汉语交谈，但是那时北京城里懂俄语的毕竟不多，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鲍立维”，又叫“柏烈伟”。在海参崴长大的他，常跟那儿的中国人打交道，会讲汉语，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国的《诗经》来，成了一位汉学家。一九一八年下半年，他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住在“特别一区”。台湾王健民先生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称他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那是不准确的。他不是俄共（布）党员，而是白俄，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不过，他倾向革命，与俄共（布）的许多朋友有着友谊和联系。他来到天津之后，确实跟北京、上海、天津的许多进步文化人进行联络。他既会讲俄语，又会讲汉语，成了沟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国进步文化人之间的桥梁。

鲍立维对《新青年》杂志非常注意，每期必读。理所当然，他注意起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跟李大钊谈得非常投机。他送给李大钊一些来自莫斯科的关于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使李大钊十分高兴。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英文本，便是其中的一本。于是，李大钊介绍鲍立维到北京大学担任俄语教员，并编纂《俄华辞典》。杨明斋拜访了鲍立维，说是苏俄《生活报》记者维经斯基希望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鲍立维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说：“李大钊！”又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说：“陈独秀！”鲍立维向杨明斋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新青年》，说起了去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说起了“北李南陈”……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使杨明斋心中有了底。因为他和维经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一二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杨明斋又去拜访北京大学另一位俄籍教员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此人也是一位“中国通”。他的中文名字叫“伊凤阁”，又叫“伊文”。他也是汉学家，精通中文，而且比鲍立维来华更早。伊凤阁所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大致跟鲍立维差不多，他同样提到了“北李南陈”。维经斯基决定访问“北李南陈”。陈独秀已经出走上海，他就请鲍立维、伊凤阁介绍，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访问李大钊。

这是俄共（布）使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李大钊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三十一岁的李大钊比维经斯基大四岁。当时在场的李大钊的二十四岁的学生罗章龙，如今这样回忆往事：“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当时写下了不少水平很高、语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数他的最多，他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时，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维经斯基到北大会见李大钊是很自然的事。“维经斯基访问李大钊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些准备工作。首先维经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经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我们同维经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的十天》（引者注：即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长篇报告文学）等。

第三部分：酝酿乔装的“新闻记者”访问李大钊　2

后者是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维经斯基在会上还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业、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苏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制度，列宁提出的电气化的宏伟规划等。他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