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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发言（此时陈启民到会）：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由以上记录可见毛、蔡、何见解的统一。在他们三人影响下，新民学会十二人“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未决定者”及赞成其他主义的六人。

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陈独秀曾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组织成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六人，后来发展到十人。内中骨干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此外，据回忆，还有贺民荡、萧铮、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等。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如此回忆道：“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不多。”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在代表证的入党时间一栏内，写上“一九二○年”。这清楚表明，毛泽东把加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认定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时。何叔衡确实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毛泽东不在长沙时，小组领导事务委托何叔衡主持。毛泽东对何叔衡作过如下评语：“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据何叔衡自己说，则有一句如此之言：“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谢觉哉：《忆叔衡同志》，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另外，毛泽东还说过：“叔翁办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不屈的共产党人》，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毛泽东以上三句评语，大体上描画出何叔衡的特色。

第五部分：响应湖北出了个董必武

洞庭湖之南的湖南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洞庭湖之北的湖北也在筹建之中——他们称作“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湖北的共产党领袖人物是董必武。他是中国共产党“四老”之一。这“四老”是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不过，董必武比何叔衡小十岁，只是何叔衡去世早，不然当称中国共产党“五老”。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畬，号璧伍。必武是他后来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的化名，他竟以此名传世。董必武出生在中国一个不平凡的县——湖北黄安县。那儿本是大别山东段的穷地方。然而，“穷则思变”，那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本营”：不仅出了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而且出了二百三十三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这样，黄安县后来也就改名为“红安县”。董必武十七岁那年，中了秀才。二十八岁时，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曾回忆见到孙中山时的情景：“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气短，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是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董必武：《回忆第一次谒见孙中山先生》，《新华日报》（武汉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

董必武从孙中山麾下转到马克思麾下，那最初是受了李汉俊的影响。

董、李本不相识。那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董必武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参与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夜，蔡济民突遭靖国军唐克明部队枪杀。董必武赶往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董必武在上海住了下来。正巧，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