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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为他打开四十一号房间的房门，灯亮了，他的太太醒来了。

他关紧了房门，顿时出了一身大汗。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他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断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铜床上像蒸笼似的。陈公博索性把席子铺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积聚在天空的乌云终于结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面，雷声大作，电光闪闪，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凉风习习，陈公博总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

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

翌日——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十四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八月二日，《新闻报》刊载《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就连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报》（创刊于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也在八月六日发表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

综合当时的这些报道及陈公博的回忆，案情如下：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一对青年男女来到大东旅社，在四楼开了一个房间。

男的叫瞿松林，是在一个英国医生那里当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缫丝厂的女工，二十二岁。

这个瞿松林过去因私用客账，曾坐牢四个月。这次趁英国医生去青岛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枝手枪，和孔阿琴上大东旅社开房间。瞿松林在旅馆循环簿上，写了假名字“张伯生”，职业写成“商人”。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这样，在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五时，瞿松林用三十二毫米口径手枪朝孔阿琴射击。一枪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与她同死，后来却下不了决心。

上午，瞿松林只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钱。他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里，不会少你房租的。说罢，扬长而去。

到了下午七时光景，那房间仍紧闭房门。茶房生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大吃一惊，见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鲜血满地，已死。

经警方查验，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枪弹击伤，并有一毛巾缠在脖颈。

地板上扔着一枝三十二毫米口径的手枪和几粒子弹。

桌子上，有瞿松林所写的五封信，说自己要与孔阿琴同死云云……

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像大东旅社这样的凶杀案，三天两头发生，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此案过去几十年，却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烈兴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远在太平洋彼岸，他从英文版的《字林周报》上查阅那篇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他所关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却是案件所发生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坐标，确定了案件发生的时间，便可确定法国巡捕骚扰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的时间，以便大致推定开幕的时间。

《字林周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写道：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七月三十一日。

此后，李俊臣所发现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确地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接着，为了考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期，邵维正也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都一致表明，此案在七月三十一日发生。

另外，在陈公博一九二四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

七月三十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历史学家们准确地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