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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二九年，马林在荷兰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此后，他以“革命社会党”代表身份参加荷兰国会。

不过，一九三八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

一九四○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他编辑了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

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马林终于落进了德国法西斯手中。

第八部分：锤炼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2

马林在狱中坚贞不屈。四月七日至九日，在法庭开庭审讯他时，他怒斥德国法西斯。

他自知难逃厄运，在四月十一日给女儿菩菩、女婿桑顿写下了诀别的遗书：

“永别了，我的女儿，我的宝宝——永别了，我亲爱的人！

“孩子们，我无疑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谁知骤然间死神将至，不可逆转。但我心中坦然——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们无不承认我死得光明磊落。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人们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殚精竭虑，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

马林最后写道：

“直至弥留之际，我都希望如马来亚格言所云：见义勇为。你们要互敬互爱。最后一次热烈地吻你们。”

这位久经考验、意志如钢的共产党人，在德国法西斯面前不屈不挠。他写罢壮烈的遗嘱，便壮烈地走上刑场。

一位幸存的名叫普雷特尔的难友，后来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六日写文章给荷兰《火炬》周刊，翔实地记述了他目击马林就义的悲壮一幕：

“四月十二日，星期天，我在睡梦中突然被噪杂声震醒。当时大约是晚上九点钟。七扇牢门被踢开，牢门前设了双岗（引者注：这七间牢房原本空着）。我听到大声叫嚷：‘非常危险的人来了！’德国人下达了指示，过了一会，我听到每个牢房都关进了一位难友。牢房与牢房之间，只要大声说话，隔壁的人都可以听到。我立刻听到其中一个被囚禁的人说：‘战争之前，荷兰政府就在搜捕我。五月十五日以后，德国人一直在追查我。如果我不是出了事故，如果不是被送进医院，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我。’当时斯内夫利特安慰着说：‘我们大家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是荷兰第一批为国际事业而被法院判刑的人。我们必须为国际事业而牺牲。’

“监狱防卫很严，每十五分钟牢房的灯便被打开，目的是通过监视孔看看是否有人自杀或企图逃跑。同时还有两名宪兵在窗外走来走去，手里还拿着手电筒晃来晃去。……

“大约早晨六点钟时，有人通知他们说，赦免请求被拒绝了，而且将立刻执行。斯内夫利特当时问，他们是否可以手拉手一起受刑。这个要求也遭到了拒绝。‘你们要把手放在背后受刑。’斯内夫利特又问，枪毙时他们是否可不戴遮眼布，这个要求被允许了。斯内夫利特又问，他年纪最大，是否可以最后枪杀他。我还听到他说：‘同志们，作为你们的长者，这份权利应当让给我，我不是当过你们的领导人吗？’

“所有人都可以抽一根雪茄烟。有人说：‘好，我们抽吧！荷兰国家付烟钱。’然后，斯内夫利特接过话头说：‘今晚我到了奥莱佛山（引者注：《圣经》中说耶稣曾关押于那里）’。当我青年时代参加运动的时候，我的神父对我说：如果你坚持你的信仰，小伙子，你就大着胆子向前走吧！我确实进行了斗争，而且一直坚持我的信仰，恪守我的信念，相信国际的事业。还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斗争，但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接着便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让我们举起手来’，在临死前一个钟头，七个人挺起胸膛唱起了《国际歌》。多么豪壮的旋律！何等感人的歌词啊！我曾出席过多次音乐会，可从来没听过这样感人肺腑的合唱。……

“然后，他们被装进了一辆汽车。九时二十分，第一枪子弹响了。……

“我非常钦佩这些英雄临危不惧的气概，我有必要将其写出来。他们无私无畏，无限忠诚于他们的事业。我毫无保留地为贵刊写下了这些细节，因为我是唯一和这些英雄度过最后几小时的见证人。”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就这样，马林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四日视死如归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五十三岁。

马林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