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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才略微喘了一口气，周佛海心脏病却日益严重。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他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五十一岁。

第八部分：锤炼维经斯基花甲之年病逝莫斯科

维经斯基和马林交替着在中国工作：

维经斯基先来中国，帮助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他回苏俄了。马林前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

当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马林和维经斯基都在莫斯科。

马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然后于一九二三年十月离华赴苏。

维经斯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接替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四大”和“五大”。

维经斯基穿梭一般，往来于中苏之间：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离开莫斯科，来到北京、上海，十二月又返回莫斯科。

一九二四年四月来华，一九二五年三月返苏。

一九二五年五月来华，一九二六年一月返苏。

一九二六年六月来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返苏。

一九二七年初来华，一九二七年六月返苏。

维经斯基先后六次来华，沟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比马林在华的工作时间更长，是共产国际内的“中国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壮大，维经斯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维经斯基态度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跟他的合作关系是比较好的。

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在苏俄、在中国发表。他是架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座桥梁。

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了中国。

回国后，维经斯基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他担任了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

此后，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维经斯基担任过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

在一九三五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

也就在这一年，他被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教授。

从此，维经斯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不过，他仍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一九四七年，苏联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维经斯基所著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讲演（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四年）》一书。

一九五○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

一九五三年，在《莫斯科东方科学研究所文集》第七期发表了他的《论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文。

也就在这一年，维经斯基病逝于莫斯科，终年六十岁。在马林、尼柯尔斯基和他三人之中，唯有他属“正常死亡”，寿终正寝。

第八部分：锤炼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没有一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死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一九六六年八月，火炉般的武汉，一位名叫“李三”的老人在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之后，血压降到90/50毫米汞柱，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七十六岁。

“李三”是在他病危时不得不被送进医院用的化名，意即“李达三家村”！

那时，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在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李达是建党元老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由李达和李汉俊这“二李”负责筹备召开的，而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二大”是在他家中召开的……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便声言不再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主任。他与陈独秀不和。然而，他与毛泽东甚为默契。中国共产党“二大”前夕，他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他干脆和妻子王会悟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李达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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