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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历史上的好多人，或者像陶潜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主动离开名攻利敌之场，或者虽在名利场中，却保持着山林之念。像张良，虽然相貌似“妇人好女”，早年却曾是和刺客拿着大铁椎想对千古一帝秦始皇发动“斩首行动”的豪客。但他后来得到黄石公的教诲，不但明达了兵法上的虚虚实实，对于世间万事也有了新的参悟。所以他后来当功成之后，就闲居家中，修身养性，不再参与世事。结果像韩信、英布之类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而张良独免于祸。司马光曾赞叹道：“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伪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之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也？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资治通鉴》）

又比如像白居易，虽然早年也是满腔抱负，但见朝廷混乱，知事已不可为后，就转为“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适意》这首诗，很贴切地反映出白居易此时的心情：十年为旅客，常有饥寒愁。三年作谏官，复多尸素羞。

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

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喜亦无忧。

终日一蔬食，终年一布裘。寒来弥懒放，数日一梳头。

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白居易讨得闲职，远离了###的漩涡，他素食布裘，却有朝睡足，夜酌醉，乐山乐水无拘无束之乐。而且正是由此，他才躲过了“甘露之变”这场大祸。“甘露之变”后，仇士良指挥宦官大肆屠杀朝廷官员和禁卫军士兵，被杀死的有六百多人，曾经排挤过他的宰相王涯等都暴尸街头，没人敢收殓。白居易得知此事后，感慨万千之余，独自一人游了洛阳的香山寺，赋诗道：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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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高超的作为－－无为之为（5）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这首诗说，在那些昔日风光无限，“成功”地将白居易排斥出朝廷的高官大员们同赴黄泉路时，白居易却悠然地登山揽胜，那些刑场上的官员们不会有心情像嵇康一样优雅的索琴来弹，只能像李斯一样作黄犬之叹。最后白居易用《庄子》中的典故作结，那些官员貌似和龙与麒麟一样的尊贵，但现在都上了屠宰场，那还不如我这个像泥涂中的龟一样的人，虽然低微，却自由自在。

《庄子》在《应帝王》里说：“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也就是说，不要追求什么名声，不要做出谋划策的智囊，不要承担什么责任，不要当智慧的主宰。体会无穷的大道，游心于无我的境界，享受天所给的一切，而不要以为有什么所得，这都不过是虚无罢了。

所以金庸先生在功成名就之时，就激流勇退选择了“归隐”。1972年，他在写完《鹿鼎记》后，毅然封笔。1991年，金庸部分转让一手创办起来的《明报》股权，开始逐步实施自己的“退休”政策，到1994年，他正式辞去董事局主席一职，全面“退隐”。

这正是聪明人所为。老子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其实笔者觉得，道家的好多道理，越是聪明人，越是事业有成的人，越容易理解。

道家的无为，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这里的无为，往往是针对一些世俗认为有意义而道家以为无意义的事来说的，至于养性修身，提高自己的本领技艺，当不在“无为”的范围之内。在庄子的文章中就赞美过“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捕蝉如探囊取物一般的神奇老人，也夸奖过游刃有余，“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庖丁，还称颂过一个钓起大鲸鱼的任公子。老子也曾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所以道家的无为不是等于白痴一个，啥也不会，啥也不学。苏东坡的《洗儿诗》说“但愿生儿愚与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虽然说是希望自己的儿子不像自己这样聪明过头，锋芒太露，而有声名之累，牢狱之灾，但是我们也能理解到苏东坡的意思绝对不会是想要个脑瘫的儿子。

台湾女作家罗兰也写过：“如果是‘为’而‘不争’，那就是表面上不争，实则有为，不与别人争一日之长短，而把争的精神去做别人所不及见到的‘大事’，所得的结果才会是‘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