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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莫过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富起来的一批人。靠倒卖商品先富起来的那批人由于普遍缺乏文化素养，一度有钱几乎和“恶俗”划了等号。诸如旅游鞋配西服，太阳镜不撕商标、领带打在毛衣外面等等，可谓笑话一箩筐。如果说这些现象被时间淹没，已了无痕迹，那么，那个年代留下的建筑所折射出的时代烙印是磨不掉的。不信你看看北京长安街上的建筑，上个世纪50年代甚至60年代的，今天看来仍不落伍，惟独80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初的建筑格调不高。比如，央视大厦、民航大楼、交通部大楼等，这些建筑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大量用瓷砖，这种小人乍富的装饰手法被一位法国朋友讥讽为“巨型公厕”。二是别管风格是否合适，都要“戴帽”——…造一个中式的屋顶。这些建筑特点与旅游鞋配西服一样，一言以蔽之：缺乏品位。

文化素养也不能简单等同于知识。有钱不一定有品位，有知识同样不一定有品位。比如，在某些领域很有知识，甚至读到了博士，可举止言谈依旧粗俗的大有人在。文化素养说白了是一种综合素质，是性情长期陶冶出来的综合产品。古人对君子的要求，学富五车还不够，还要精于琴棋书画，要来得笔墨丹青、抚得高山流水，甚至吃都要吃出品位，要“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能达到如此境界的今人恐怕不多。

苏东坡曾经感慨：“书到此生读已迟”，这话颇值得回味。其实一个人优雅品位的形成同样即有后天成分，也有先天因素。这里所谓先天，除了遗传更有家教因素。中国古代名门望族都有世代传承的家训，以规范后代的行为。欧洲贵族学校从小就非常注重礼仪教育，坐卧行走，甚至不同酒杯的端法都马虎不得，姿势不能错。正所谓“三代学会吃喝”，贵族不仅要从小培养，甚至是要经过几代才能陶冶出来的。

覃贤茂点评：

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有这样的说法。

文化素质的底蕴，对一个文明社会真正的发展，其作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关键是怎么样来培养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的层次。

优雅品位从何而来？（2）

我个人以为，当下现在，文化素质的教育培养，缺少一种前瞻性和引导性。

处于信息爆炸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或有人称之为后现代社会，流行的文化元素，实在太过肤浅，杂而不精。

最近中央台的百家讲坛，似乎重新掀起了一场群众性重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但其利弊，却很难说。

为何共苦容易同甘难？（1）

靠智慧练就豁达，过程比较复杂。这需要先找到一把锁，锁住自己得寸进尺的贪欲。同时，还要找到一架梯子，让自己不平衡的心，安下来。这架梯子就是：纵比而不横比。（提要）

网友“千江月”引用了朱德庸的一段话：一个男人带着一颗诚挚的心去寻找女人。一个女人也带着一颗诚挚的心去寻找男人。他们彼此相遇，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他们忍不住比较了一下到底谁的心更诚挚。

这段话让我想到这样一个似乎古往今来都难以破解的宿命：共苦容易同甘难。你看，大到得了天下的皇帝与大臣，小到经过千辛万苦创业而获得财富的合作伙伴，多是创业时虽九死一生，但共苦的大有人在。相反，一旦大功告成，本来该享福了，昔日情同手足、生死与共的搭档，不少却反目成仇。

历史上，智如张良者，能功成身退，故得善终。蠢如韩信者，自侍功高，不知进退，结果丢了性命。这样的故事，翻翻历史，俯拾皆是。

为什么人类共苦容易而同甘难？原因各色各样。在我看来，共苦靠义气，同甘靠智慧是重要原因之一。

重义支撑共苦，不言自明。而且中国人重义，一个义字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体现。不信问问自己，有谁会认为自己不讲义气？虽然一个人是否重义最终要靠别人评说。

的确，在每个中国人心里，义差不多和孝等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道德标准。所以，恐怕没有哪个中国人愿意承认自己不孝、不义。相反，我们常听到的一句凛然大话是，“即使你对我不仁，我也不能对你不义”。由此观之，在中国传统的五德“仁义礼智信”中，义可能是沦丧最少的。因此，义这一不太稀缺的道德基础，使得我们往往能够做到共苦。

同甘靠智慧则不同，因为支撑同甘的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聪明、小算计，而是大智慧。

今晚看电视，台湾的国民党籍立委邱毅明天将入狱，他在电视里不无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