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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压境，即将一哄而散。有的说，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均不在鄂，兵无统属，焉得不败。众言纷纭，但比较一致的倾向是起义不会成功。袁世凯一边听着诸人发言，一边急剧地思索；一边微笑，不发一言。这时便有人问袁有何高见。他说：“瑞澂、张彪都是无能之辈，怎能够平定叛乱，摄政王载沣更无办法，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昏庸贪鄙，没有安定大局的能力，听说革命党人占据武昌，将进占汉阳，其志不小。看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未可知呢！”有人马上吹捧说，此事非袁宫保出任不可。他慌忙摆手，假惺惺地叫大家只谈风说月，勿论国事。

10月12日，清廷命陆军大臣阴昌和第四镇统制王遇甲，率领第二、第四镇各一部星夜南下，并会同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队向武昌进发，以陆军大臣阴昌为钦差大臣兼参谋长，节制各军。企图水陆进攻，扑灭武汉的燎原之火。

革命军得知清军南下的情报，10月16日誓师迎战。任命何钖蕃为临时总指挥，于17日渡江向三道桥布防，司令部设在刘家庙。

这时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都是实力派，与袁世凯关系很深，袁被罢斥后同情他们的境遇，希望会有出山的一天。武昌起义，他们感到是个好机会，想方设法使袁出山。载沣对袁极为怨恨，但在奕劻、那桐等人和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自己又想不出对付当前的局面，最后不得不听任摆布，忍泪屈从。

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之水陆各军，亦得会同调遣。

袁世凯闻命后立即写了一个奏折，借用彰德府的大印盖上发往北京，其文：“闻命之下，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徒以养疴乡里，未能自放驰驱，捧读诏书，弥增感激，惟臣旧患足疾未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急难望愈，实难支撑。”

15日，荫昌到洹上村，与袁商谈当前局势，袁装病不出，荫即到袁的寝室。密谈时，荫昌说：“武昌是乌合之众，无人主持，不难扑灭。”袁正色说：“湖北黎元洪为将，何谓无人？”警告荫昌不可轻战。他希望事态扩大，使清政府无法收拾，好提高自己的地位，从中得利。

18日，载沣在袁奏折上批道：汉口事情紧迫，迅速调治，力疾就道，用副朝廷优加倚任之意。袁知非起用自己不可，次日发了一通致内阁的代奏电，声称“凯衰病余生，何堪负重，然受恩高厚，利钝姑不敢计，惟有竭尽心力，凯赤手空拳，无从筹措，必须赶募得力防军，以备驻防以复地面及弹压各属。”奏请在直隶、山东、河南等招募曾经入伍壮丁12500人，作为湖北巡防军。要求拨款四百万两，以备先用。20日，他再次致电内阁，要求清廷把亲信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调到自己的身边，指挥起来得心应手。这一切清政府都照准了。

袁世凯虽有出山的表示，但提出六个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件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六条之中，一、三、四三条是向南方革命党人递送秋波，证明他是同情革命党人的，和清廷当局不同。蒙蔽革命党人，诱使妥协分子向他投降。二、五、六三条是针对清政府的。表明内阁总理的椅子除了自己，别人谁也不敢坐。因而提出这几条，就是要把军政大权从皇族手中夺取过来，使清廷及摄政王载沣处于无权地位，听凭他的摆布。清廷的亲贵对这样一些条件，坚决反对，愿作妥协的载沣一下子也受不了。袁的阴谋暂时没有得逞。

革命军占领武昌后，11日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推举原清军二十一混成协统黎元洪任军政府都督。17日各国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由于革命党人，起义士兵的英勇奋战，广大人民群众支援，湖北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高山、天门、黄州、宜昌先后光复。19日又攻克刘家庙，清军退至滠口。

满清政府在前线的军事则毫无进展，原来23日冯国璋到彰德见袁时，袁告诉他：“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的土匪为乱，形势大有不同。且占据武汉，是负隅之势已成，又兼工厂未停，武器日出不穷，势力如此之大，诚有不可轻视者。而在我军饷械未到，人员未齐，出师太急，万一偶有失利之处，则关系大局实非浅也。筹备周到，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即受意冯国璋消极怠命，拥兵观望，压迫清廷在他出山问题再作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