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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段祺瑞与安福系也在天津进行反对直系的活动。黎段虽然有成见，但是此时政治方向相同，因此黎想引用###张勋时期的前例，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副司令，共同出兵###直系。这个计划也因黎本身毫无实力，不受皖奉两系的重视而无法实现。

关于国会问题，此时孙中山已经抛弃了护法的旗帜（这个旗帜已被直系夺去），不拟迎接国会到广州开会，“反直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以折直系的台。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国民党议员和反对直系的议员到上海，卢永祥指定以上海纸烟捐、电报局收入、烟酒税及盐税余款为国会经费，张作霖表示财力如有不足，愿意予以接济。来沪议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津贴三百元。当然，黎元洪的个人财产力远远不如皖奉两系，因此到津议员纷纷到上海，反对直系的核心也就在上海而不在天津了。7月14日，到沪议员约二百人举行移沪###仪式。发表对内外宣言，但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正式召开。

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变元因为争夺上海而久已互相仇视。齐准备联合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共同出兵，并由王承斌带领第二十三师南来打接应，杜锡珪带领海军为辅助力量，进攻浙江和上海，7月上旬，齐变元指使江苏团体通电反对在上海召集国会、组织政府，同时松沪护军使何丰林也质向江苏当局何以增兵昆山，于是江浙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但是曹锟和吴佩孚反对两面作战，认为直系当前的大敌在奉天而不在浙江。皖系在浙沪一带的兵力相当雄厚，驻沪海军将领林建章又表示了反对直系的态度。孙传芳在福建又受到皖系力量的牵制，一时不能发动。而另一方面广东内战未停，孙中山难于抽调军队北伐；张作霖正在埋头训练新军，不利速战；皖系孤掌难鸣，也不敢首先发难。当齐卢双方调兵遣将相互戒备时候，江浙绅士张謇、张一鏖等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南京、杭州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这些形势下，8月19日齐变元、卢永祥、何丰林成立江浙和平公约五条，双方声明“凡是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避免之。”这个条约成立后，就使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种种活动完全破灭，江浙局势大为缓和。

这个时期，离京议员虽然日益众多，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些追逐个人名利的政治投机分子。津保政客的利诱政策使不少到沪议员又被吸引回到北京。“反直联盟”鉴于此种不利的形势，便想利用黎元洪为工具，迎接他南下以加强反对直系的政权气氛。黎接到上海议员刘楚湘等催他南下的电报后，8月26日在本宅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南下的问题。出席会议的安福系政客传达段祺瑞的意见，同意他南下组织政府，但须声明总统任期到###（十月十日）为止，届时应当任命段为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黎觉得任期如此短促，还是不走为妙。随后不久，安福系忽又交来卢永祥催促他迅速南下的密电，叫他务须于9月13日以前赶到上海，否则北京贿选总统告成，就更难应付了。这个电报使黎大为###，因为卢永祥是皖系的实力派，有了这位实力派捧场，他在上海组织政府就不会发生任何阻力。9月8日，他和庄景珂、陈宦乘日本“铁城丸”号轮船离开天津。

9月11日，黎在上海杜美路（现东湖路）26号寓所招待中外各报记者，说明他到上海是为“维护法律、整顿纪纲”而来，本人任期在国会未作出决定以前不能随意去留。这是他准备在上海组织政府的初步活动。

黎到上海后，江浙绅士担心影响江浙和平，纷纷阻止黎在江浙地区内从事“足以引起军事行动”的任何政治活动，有的劝黎早日离开上海；“反直联盟”认为黎在上海是个人行动，无足重轻；卢永祥在致齐变元的电报中强调尊重江浙和平公约，并向杭州商会表示，黎在上海作寓公，来去可以自由，本人对他采取既不欢迎又不拒绝的态度；张謇劝黎“冷静自处，杜门谢客”；自称为黎的“故人”的孙发绪有电报呼黎为“先生”，劝他到海宁去观潮。9月13日何丰林出了一张布告说，“倘有破坏治安、扰乱秩序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个布告显然是对黎而发的。

13日晚间，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登门来访，问黎为什么要突然来到上海。黎说：“卢永祥有电报欢迎我，来得并不突然”。刘把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他才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