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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办法是用火烧，在河滩边上的芦苇滩堆上杂草和柴火，点起大火付之一炬，所有在地面上生存的钉螺都会被烧死，但生活在泥沼或浅水的钉螺却毫发无伤。

第三个办法是推广将水田改成旱地，或者不种水稻而改种黄麻、红薯、大豆等各种旱作物。这个法子杜绝了不少农民下田干活时被传染的传播途径，却不能在江南水乡大规模推广。

同期总结出来的灭螺方法还有发动群众查螺捡螺。从少先队员，到工人、农民，每人都带着一双筷子到疫地捡螺，每次都能捡来不少，可距离消灭钉螺的目标无异于杯水车薪。

几经摸索，防治组最后总结出了一个有效的法子：开新沟填旧沟，土埋灭螺。

无心插柳找到填埋法（2）

这个不要钱只花工夫的办法完全是在偶然中被发现的。说来也是巧合，1950年江西省水利部门在狮子岩边修建白塔渠，解决旁边两个省办农场的灌溉。工程中，开新沟的土把久已淤积的旧沟填平了。后来在全县大规模查螺时，发现新沟完全没有钉螺，而旧沟里的钉螺也全被埋死了，变成了白色的螺壳。

有了这个发现，方志纯喜上眉梢，写了一首诗在《江西日报》发表，诗的标题就是《消灭钉螺歌》。

随后，余江县从马岗村开始了一个乡大面积的“开新（田）填旧（田）”试点，获得成功后又在全县推广。195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血防9人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郑岗率调查组来余江县进行防治效果调查，为时10天，写出了《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

“开挖新沟填旧沟”的灭螺经验被正式认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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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连五岭银锄落

有了“开新填旧”这个灭螺的法子，余江人开始了两年多浩浩荡荡的工程。毛主席《送瘟神》一诗中写的“天连五岭银锄落”这句话，就是对人们挖沟填坑之举的生动写照。

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在这3年的冬春季节里，余江人共发动了万多人投入灭螺战斗，填平了300多条有钉螺繁殖的旧沟渠和500多个旧水塘，填老沟347条，长382华里，开新沟87条，长334华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方416万立方。

“开新填旧”有着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据当年参加这一工程的吴水林老人回忆说，先清理沟岸塘畔的荆棘树木，铲下表层有螺的草泥，厚度为15厘米至20厘米，再将这些草泥翻过来推入沟底，从无螺区挖来旱土搀上石灰，填入旧沟打实，新土至少要填1米厚，然后再在上面撒一层石灰。旧沟填满后要做上标记，3年之内土地不能翻动，更不能耕种。如果开新渠时，一定要与旧沟保持一定的距离。新旧沟偶有交叉，要对旧沟进行彻底灭螺处理。

实际上，根据防治组的实验，只要把钉螺埋在距离地面15厘米以上的深度，1个月之后杀灭率能够达到100％，而这样远比钉螺存活能力更严格的操作要求，则保证了“瘟神”一去不再来。到了现在，很多当时填上的沟渠都已经变成了耕地，或是在原地盖起了大楼。

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出那种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壮观场面了。人流滚滚，红旗飘飘，口号声声，歌声阵阵，挑灯夜战，男女老少，争先恐后……那么长的沟渠，那么多的土方，全都是靠着人们肩挑手挖干出来的。那浩大的声势，充满了吸引力、冲击力和诱惑力，有谁愿意袖手旁观呢？

当时，陈则民担任余江县水利工程委员会副主任，每天在工地和数以千计的人一起挥镐填沟。当年的艰巨和困难、危险和劳累、原始和普通，至今历历犹新。

“大家都日夜奋战，坚持工作，不去考虑保护自己。总觉得过多地保护自己是羞耻的事情。”陈则民说，“不过，那时也没发配给我们什么用于保护的设备和器材。每人能有一卷绑腿就算不错了。”明知道身处在随时可能感染血吸虫病的疫区，却没有人顾得上做保护。工程每推进一米都要仔细排查，如果在旧沟旧塘里发现了不合规范的操作，或是在新沟新塘里发现了一个钉螺，整个工程就都要推倒重来。

其实，保护措施非常简单，只要穿上长筒雨鞋、戴上手套就行，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反正要和农民打成一片，穿上长筒鞋在农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