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1/4 页)

军区参谋长，就被摁在少将军衔上。何以祥是华野12个主力纵队的12个首任司令里头军衔最低的，别人都是上将中将，何以祥向陈毅哭诉，陈毅竟然说我管不了军队的事情了。”

想来何以祥在授衔时苦脑是有的。但1946年新年伊始，何师长新官上任，信心满满。滕县战斗后，八师有一个休整时期，直到1月8日，八师才接到行动命令。第二天八师运动到台儿庄西南地区。

眼下又是两军对垒，盘马弯弓。这是何以祥接掌八师师长大印的第一仗，要打好，还要打得漂亮。但没想到，头把火是把政委给点着了。

第十三章　政委气也粗（一）

新官还有政委。

政委在一支部队里通常称二号首长，但“二号”不比一号低半分，往少里说也是平起平坐。这个道理不用我再说了吧。

有人以为政委不就是政工人员嘛，耍嘴皮子，摇笔杆子，金丝眼镜小白脸。打住，说小白脸这话就离谱了，要说戴眼镜，罗荣桓即是，要说能妙笔生花的，陶铸，陈沂都算得上，但都是从宣传口子上来的，也当属凤毛麟角。实话实说，新来的政委论文凭小学也没得。

丁秋生来任政委，在当时八师许多人眼里，甚至比何以祥任师长更理所当然。丁秋生是鲁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而八师与鲁南军区本是一家，所以丁政委可说是这支部队的老人，论与八师的关系比何以祥要熟得多，甚至可说更铁。这样，八师军政主官都配置完整，接下来就看两人同心协力了。

军政同为新官，比起何以祥的“川军”来，丁秋生的“湘军”就显得“根红苗壮”了。丁秋生是湖南湘乡人，和当年毛委员的家乡很近。丁秋生家是赤贫，从小在在安源矿上做苦力，这样的苦出身参加革命还不“玩命”干。虽然同是从当大头兵开始，但丁秋生和何以祥在军职提升上又有明显不同。丁秋生一直在政工这条线上，最基层的政工人员就是连队指导员。

对于电影《集结号》中的指导员被打仗吓得尿了裤子的情节安排，我起码觉得不典型。编导把人民解放军的连队指导员当作文化人了。连队指导员，上课也好，谈心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培养连队的战斗精神。没有当过兵的人也许不知道，打仗，连队首长和士兵是在一条线上，没有“你死我活“的。指导员带队冲锋太寻常了。第四次中央苏区反围剿，当时丁秋生任四师十团机枪连指导员。在一次反击罗卓英部的战斗中，丁秋生带敢死队冲锋，冲锋中丁秋生顺手拾起一顶钢盔戴上，战斗中只听“当”一声响，一颗子弹穿透钢盔，子弹紧挨头皮，一次下意识之举，救了自己一命，这一回算是有惊无险。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丁秋生差点革命“到底”了。在广昌最后一天的战斗中，丁秋生身上多处负伤，最严重的是左胳膊的动脉被打断，由于失血过多，昏迷了7天7夜。一个团政委可不能随便就丢了，师里专门组织了8个人的担架队，日夜不停，轮流抬着赶往瑞金医院，傅连暲院长亲自做手术，才保住丁秋生的生命。伤愈后，丁秋生在中央红星纵队当民运干事，中央红星纵队实际中央机关护卫队，所以经常有机会和毛泽东等人接触。丁秋生遇上过一件非常让他“窝心”的事，最后竟然“惊动”了毛泽东。

抗战爆发后，丁秋生和何以祥一样都在“国防大学”就学，不同的是，学习尚未结束，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就找他谈话了，组织上决定要他去军委工程学校任政委。但丁秋生一心想上前线，不想当“教书先生”，好说歹说，死活不从。最后谭政下了最后通谍，说：“你这样违抗命令，是要受处分的。”丁秋生也干脆回答：“处分我也不去！”这真让谭政左右为难了。

毛泽东听说了这件事，非常严肃地说：“下了命令不执行，那怎么行？军队是有纪律的。管军队要严，管干部更要严。不服从命令要处分！”谭政说：“丁秋生是想上前线，积极性是好的。丁秋生同志主席是了解的，是不是不要处分了？”毛泽东说：“越是身边工作的同志，越要严。”于是丁秋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军委撤消了任命后，他被调到八路军留守处巡视团任巡视员，后任抗大政治部组织部干事、股长、政工干部训练队队长兼指导员、分校政治部党务科长。以后又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期间接到命令，重新任命他为军委工程学校政委，这次他立即到任。

一年以后，他被调往山东，先后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旅政治部主任、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丁秋生挨处分的故事起先我是从网络看来的，后来我看了他本人写的回忆文章，才知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