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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人数是有限制的。按照“3＋2”规定，每个俱乐部最多只能有五名外籍球员，而只有三人可以同时上场。在极端排斥外国人的国家比如德国，这制度被贯彻得很彻底。连开放的意大利也得遵守这个制度，要不然，出名的就不止“三剑客”、“三驾马车”，而是“七剑下天山”了。

这其实是一种地方保护，带着明显的排外性质，严重威胁到了外国人的权益，要维护。

博斯曼的诉讼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国足协、媒体、甚至政坛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国际法院反复衡量，迟迟不能作出判决，直到1995年12月才宣判。判决结果：转会赔偿制度和外籍球员制度都是违法的，应该废除。

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博斯曼法案”。

前后加起来博斯曼的告状路经历了五年，跟美国南北战争有一拼。但不管怎样坎坷，总算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博斯曼法案改变了足坛未来的发展方向，其影响不亚于林肯大旗一挥之下南北战争对美国社会的改变。南北战争废除了美国种植园的奴隶制，而这个判决废除了足坛的“奴隶制”。

博斯曼百感交集。此时他已是一个发福的中年人，过了踢球的合适年龄，他职业生涯的后半段都奉献给了维权打官司。

让…马克？博斯曼，用他五年来不屈不挠的维权抗争行为，为以后的无数球员争取到了独立和自由，为后来的俱乐部国际化打开了大门。

英超是个什么玩意儿（1）

1。　绅士与流氓

1986年，马拉多纳抬抬手把英格兰拍出了世界杯，但那一届的最佳射手称号仍然落在了英格兰小伙子加里？莱因克尔身上。此人身材修长，面容瘦削，看起来文雅和气，却是英格兰队这杆红缨枪的枪头，寒光一闪便已直刺对手咽喉。多年来，人们总爱问他：“为什么你总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莱因克尔回答说：“我一直都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在足球场上学名“禁区”，莱因克尔游弋其间，伺机而动，用很多次无功而返换取一次奇袭成功，而人们注意到的通常只是那“一次”。他的话让我们明白，勤奋是他的出头之道。但同时，他也一语道破了当时英式前锋的经典套路：他们的职责很简单，不用多功能，只需潜伏在禁区左右，等着完成最后一击就好。

莱因克尔除了是英格兰史上最高效的射门机器之一，球迷们还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号——“清白先生”。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收到过裁判大人视球员在场上是否违规而“赠送”的红牌或黄牌，整个职业生涯清清白白，一尘不染，堪称足坛第一君子。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作为前锋，莱因克尔不太需要阻截、铲断，此类屠夫勾当主要由防守队员们负责，他的犯险几率因而大大减少；另一方面，莱因克尔是个遵纪守法、服从裁判、尊重对手、团结队友的好青年。英格兰人喜爱莱因克尔，因为他继承了百年前足坛先驱们赋予足球的绅士风度。

当然，并非所有英国人都是绅士，并非所有球迷都倾心绅士风度。当年英国搞工业革命，除了革出一批穿着披风、拄着拐棍，谈吐文雅、不苟言笑的绅士，也革出了一大批产业工人。时光荏苒，产业工人们成了足球圈的主要从业者和消费者。有人爱阳春白雪，就有人喜欢下里巴人。工人们在莱因克尔的队友保罗？加斯科因身上找到了共鸣。

加斯科因外号“加扎”，他出身贫寒，父亲长期失业，一家人挤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度日，还得和别人家共用洗手间。在学校，加扎功课不好，成日只做球星梦，常常被老师冷嘲热讽为痴心妄想。到了球队，他又被队友们嘲笑体重超标。然而与老师和队友们的期望不符，天赋异禀的加扎在球场上大放异彩。除了踢球，他似乎同时也把足坛当成了喜剧实验小剧场。1990年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打进了四强。回国后他们登上花车游街，为了助兴，加扎在胸前挂起了假乳房，并在凸起的假肚皮上写上了“Gazza”的字样。

他与意大利拉奇奥签约后，住在罗马酒店里第一晚，就把自己的鞋放在打开的窗户旁，自己躲在壁橱里，让服务生以为他跳楼自杀了。后来他去了苏格兰格拉斯哥流浪者队，在一次比赛中，他捡起裁判不小心掉在地上的黄牌，回头反向裁判出示了它。

他喜欢开别人玩笑，更喜欢把自己当作笑料，那是典型的英国式的疯狂，充满想象力，让人无从揣测，哭笑不得，却能隐隐折射出他内心的脆弱和似乎永远无法平息的挣扎。

加扎并不是什么钢铁硬汉。1990年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