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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一阵冰凉。我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的心理准备，始终不能面对这一刻，不可言喻，我内心深处的恐惧被专业人士认可了。与此同时，我也奇怪地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轻松，无法避免的终于还是发生了。我记得当时自己说了正式诊断的重要性，以及听到他们回答时的困惑。他们说：“我们不喜欢给孩子贴标签。”随后继续解释丹尔的沟通问题，他的有些行为已经“属于自闭症的范畴”。我竭力掩饰自己的悲伤心情，却看到杰米的内心挣扎。他必须面对一个他一直尽力逃避、拒绝承认的词。

尽管专家说了些关于贴不贴标签的问题，我和杰米都一致认为眼下最重要的让丹尔进行一个正确合理的诊断，尽快根据他的病情进行教育和治疗。为此我们提出了转到约克山儿童医院的请求，那是当时唯一一家能够确诊类似病例的医院。那个心理学家答应了，解释说目前还没有接待类似丹尔病症的专门科室。最近已决定在高地建立这么一个机构，专门接收三个患有　“自闭症疑似症状”的学前儿童，目的是尽量帮助这些孩子健康成长，让他们融入现存的较大的学前教育机构中去。（学前教育机构的孩子相对来说语言问题稍轻微些。）学校在这之前从未进行过尝试，现在有三个同龄的孩子都患有自闭症，校长决定试一试，看看是否可行。

令人欣慰的是，丹尔也被邀加入这个“周一班”。沮丧随之而来，丹尔每周只有周一的一小时十五分钟的时间待在那里，加上很多公共假期都在周一，他实际接受治疗的时间少之又少。但丹尔需要更多这样的时间，以及一个能够教他与其他同龄孩子一起相处的育儿所。他们的回答让我和杰米失望不已：“我们没有这样的地方。”

随后我们见到了学前语言机构的校长。她很友善，对我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带我们一起去接丹尔。在与照看丹尔的那位老师谈话时，我不安地看了一眼杰米。他站在那里，双眼迷茫地望着窗外。

离开前，玛丽？史密斯建议我们联系一个叫做吉姆？泰勒的人。他是艾洛亚市斯楚安自闭症儿童学校的校长。斯楚安自闭症儿童学校由苏格兰自闭症儿童机构管理，是当时唯一一所研究儿童自闭症的学校。

离开学前语言机构后，我们实在无法独处，就去了我父母那里。我记得当时在回家的路上，我和杰米都一语不发，依然处在震惊中。丹尔坐在车的后座，安静得让人意识不到他的存在。

到了父母家，我悲伤地投入妈妈的怀抱，抽泣着说：“是自闭症。丹尔患有自闭症。”

她像平常一样，丝毫不气馁地抚慰我：“是吗？没关系，他永远是我们的丹尔，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

回家的路上，我们依然保持沉默。我猜想杰米是否已经接受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晚上睡觉时，我听到从丹尔屋里传出奇怪的声音，走过去，竟发现杰米蜷缩在丹尔的床上，紧紧地抱着他，伤心地哭着。我不忍心，跑过去抱住杰米，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保证我们一定会挺过去的。

“我们不会放弃，”我安慰他，“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让丹尔康复起来。”

过后，丹尔安静地排列着他的小汽车，我和杰米坐在起居室喝茶，冷静地想起发生的事。对我而言，这次经历让我回想起从前一直忽略，但现在看来似乎讲得通的一段记忆。我清楚记得小时候，父母带我们回母亲的老家，她的弟弟汤米总遵循自己怪异的行为方式，而整个家都必须忍让。汤米从来不与任何人说话。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患有严重的自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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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寻医（4）

丹尔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与我的舅舅汤米很相似。但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那时还没有自闭症这个词。我不能让儿子像舅舅那样成长，或像别的患有自闭症的孩子那样被忽视。我坚定的信心让杰米也振作起来。

杰米知道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提起了我怀孕时在鲁克郡医院的一段经历。小产和死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中一个病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怀孕期间，肚子还不是很大的时候，被派去照看一个打了镇静剂的年轻妇女。她的孩子早产，在生产时胎死腹中，而她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能够平安出世。所以当时的她极需一个有经验的助产士陪着她。我没有告诉她我怀孕了，希望她没有注意到我略凸的小腹。在得到她的信任后，我照顾着伤心欲绝的她，最终说服她产下了那个死胎。当时我的换班时间早过了，筋疲力尽的她迷糊着跟我说，她不想看到那个孩子。我告诉她我们还会再见面，然后她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