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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他们在一天晚上看到我的时候也震惊了。那一天早晨，在我试图控制住丹尔给他收拾好去上学校专车时，他很用力的把头往后一仰，撞到了我的脸上，把我的嘴角撞破了。因为没有及时处理，伤口感染了。同事马上把我送到了医护室，给我打了止痛剂和抗生素。

我永远忘不了1991年11月14日星期四的那个早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但我就是感觉自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我像平常一样，把丹尔送上专车，漠然地看着它开走。

我失去了我的孩子，虽然不是胎死腹中的形式，但仍是失去了他。我败给了自闭症。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想这也是我逼着杰米允诺自己会照顾好丹尔的原因。我需要知道他能做到。

我走进厨房，拿出那几瓶藏好的扑热息痛、医护室拿来的剩余止痛剂，和之前在诺克斯堡街住时买的一些安眠药，倒好一杯水，把这些药丸放进一个小碗里碾碎。作为一个护士，我知道这样会让药品更容易吸收。

在我用两个勺子将它们碾碎的时候，开始计算达到药效所需要的用量。我完全麻木了，只有一阵奇特的释然。我开始对正确的剂量更加在意。要达到目的，我必须尽量减少失败以及留下后遗症的可能性。这个艰巨的任务让我瘫倒在了厨房的地上，靠着墙角，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必须得有效，”我思量着，“我不想再醒过来。我必须得把量算对了。”

但最后我还是算不对。我绝望地让自己平躺在地上，身体冷得发抖。为了克服这种寒冷感，我像婴儿一样蜷缩起来，眼泪依然在我的脸上肆虐。我大脑里一片混乱——为什么我就是算不对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剂量呢。我觉得应该让自己站起来，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把药片碾碎。

苦战（一）（5）

起身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洗衣机和干洗机之间的缝隙里有个被遗忘的玩具。那是杰米亲手做的一辆棕色木质卡车，上面用粗体的白色字写着其所有者“丹尔”。我爬过去把它拿起来，然后把它紧紧地抱住，好像它就是丹尔一样。我前后摇晃抽噎着哀嚎：“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和我的儿子？为什么他们都不帮我？为什么他们都不帮他？到底为什么啊？”

等我渐渐冷静下来，我意识到自己差点就做了一件傻事，后果不堪设想。自己不能就这样离开丹尔和杰米。他们是需要我的，我也需要和深深地爱着他们。此刻，所有这些念头都在我的脑袋里转悠，讽刺性地伴随着一些医学常识：如果剂量没有算准，我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将会得永久的肾肝功能衰竭或者大脑损伤。

我记得自己在清理那堆东西时的愤怒。我把药粉冲进下水道，然后到休息室里让自己镇静下来。内心深处传来护士加德纳的一个声音，要我给卫生视察员打电话寻求帮助。我记得自己跟她说话时的语无伦次，到最后只是一味地乞求她过来帮帮我。她认同我当时“不安以及无以复加的情绪”，并且质问我。

在意识到她是想确认我是否会伤害丹尔时，我突然清醒了。“我不会伤害他的，”我对她说，“那样做意义何在？不，我当时是想自杀。”我放下电话，为她的到来作准备，虽然很虚弱无力，但还是心存希望：至少这次专家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会开始聆听我的话了。

卫生视察员很快就到了我家。我仍然极度慌乱，双手哆嗦着要给她泡茶。她注意到这一点，温和地对我说：“不用了，诺拉。没关系的。”

这一句话让我完全崩溃了。我极度悲痛地把头埋在自己的双臂里，抽泣着说：“我就是受不了了。我爱丹尔，但我需要帮助，他也需要帮助。”

她认为我需要休息，说会安排丹尔在这个周末去当地的儿童病房。她给我的医生打了电话，安排让我稍后接受诊断。医生叫卫生视察员打电话给一个儿科咨询医师，安排丹尔住院的相关事宜。她还很奇怪地让我自己同那个咨询医师通话。当他问我是否会对丹尔做出伤害行为时，我又一次为自己辩解：“如果真有这样打算的话，我根本不会做现在这些事。我可能会伤害的人只有我自己。”接下来，我便在一旁听卫生视察员竭力说服咨询师，说我必须离开丹尔休息一段时间。

这些努力的结果是，说好在这个周末，我带着丹尔去儿童病房接受那个咨询师的检查和诊断。

送走卫生视察员后，我给母亲打了电话，告诉她事情的经过。她哭着安慰我说到时会跟我一起去医院：“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至今，我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天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