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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二中的红卫兵组织悄悄地流传一个秘密，说当初抄倪和平的家的时候，倪和平不在，却从她的枕头底下抄出一个塑料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大家不明说，任你想象，因为这种想象比明说更可怕。

这些变化对欧阳健的影响似乎不大，反正他本来就是平民子弟，但是对倪和平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相当于从高贵的公主一夜之间变成灰姑娘，连自己都讨厌自己。

倪和平已经被排除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之外，也没有人通知她，她自己就“自觉”地不去了。那时候倪和平恨不能把自己退化成甲壳动物，干脆缩在甲壳内，不出来，当然不能再去文艺宣传队这些地方抛头露面。

倪和平离开了文艺宣传队，但是欧阳健没有，欧阳健仍然是宣传队的活跃分子。这时候一下子冒出了许多革命歌曲，有些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歌，稍微改动一下歌词，当作新歌唱，有的是新写的。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反正都是革命歌曲，反正很多，多得连现学都来不及，根本就不用欧阳健自己写曲子了。不但不用欧阳健自己写曲子，而且也不用欧阳健拉小提琴。小提琴资产阶级情调太重，声音太小，不适合伴奏革命歌曲，革命歌曲需要手风琴这样朴实的乐器伴奏。于是，欧阳健就直接唱歌，好在欧阳健嗓子不亚于年轻时候的老欧阳，再加上乐理知识和乐感好的人发音准确，欧阳健竟然没用多长时间就唱出了名气，有时候造反派搞什么活动，竟然也请他们二中的宣传队去捧场。据说他们主要是冲着欧阳健的，特别是欧阳健唱的《赞歌》，两边的造反派都十分喜欢，成了他们这个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赞歌》前面的那一段“啊……”，九曲十八弯，把听众带到空旷博大而且离太阳很近的地方，没有一副好嗓子和乐理功底是唱不了的。事实上，不仅造反派喜欢听欧阳健的《赞歌》，其他人也喜欢听。比如项茹梅。

项茹梅比欧阳健低几级，年龄小，个子也小，跟欧阳健不在一个“档次”，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对艺术的欣赏。事实上，项茹梅并不懂音乐，当然也根本就不识谱，但是艺术和科学一样，不懂科学的人也能享受科学带来的便利，同样，不懂艺术的人也可以感受艺术的魅力。项茹梅就属于那种不懂艺术但可以感受艺术美感的女孩。

项茹梅是在坡坡屋长大的。重庆的坡坡屋相当于北方的大杂院，里面居住的大多数是挑夫和纤夫，因此这里离码头不远，这就注定了坡坡屋的孩子虽然接受的教育不怎么样，但是见识并不少。和大多数坡坡屋的孩子一样，项茹梅从小并没有上过什么幼儿园托儿所。小时候的项茹梅最羡慕的就是那些穿着幼儿园制服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坡坡屋没有，但是码头上经常有。项茹梅非常喜欢那种上面印着“小朋友”三个字的白兜兜，项茹梅曾经想象过自己穿上那种白兜兜的样子。想过，但是从来都没有穿过。许多年之后，已经成为深圳富婆的项茹梅回重庆探亲，跟父亲谈起小时候的事情，说到这件事，父亲还老泪纵横。父亲说：如果你当时提出来要，爸爸一定会给你买的。父亲这样说并不是马后炮，父亲是放木排的，放木排的人家虽然不富裕，但是家里面也偶然能有一两件好东西，就像他们家经常是咸菜稀饭，但是偶然也能够吃上大鱼大肉一样。听老辈说，放木排的人活一天算一天，所以平常没有什么积蓄，挣了一笔钱马上就花掉，如果当时项茹梅要是跟爸爸妈妈说自己想要一件印上“小朋友”三个字的小兜兜，没准哪一次爸爸放木排回来就真的给买了。

坡坡屋的小孩都在江边小学读书。那时候国家并没有强调什么几年制义务教育，但是那时候项茹梅他们全部都上学，好像没有见到哪个孩子不上学的。那时候学费便宜，学费每学期只有一块五，书本费更少。

上学之后，项茹梅就接触到坡坡屋以外的孩子，就是她以前在码头上看到的那些孩子。那些孩子和他们坡坡屋的孩子不一样。那些孩子不拖鼻涕，那些孩子下雨天有红色绿色的小胶靴穿，而坡坡屋的孩子没有。项茹梅下雨天穿的是元宝口的胶鞋，元宝口的胶鞋鞋帮子容易灌水，元宝口的胶鞋没有红色和绿色的，元宝口的胶鞋只有黑色的，而且项茹梅的元宝口胶鞋是哥哥穿旧的，因此是那种完全没有光泽的“土黑”，仔细一看，表面还有许多细细的小裂纹，一点都不好看。

“文革”前夕，项茹梅升入中学，并且进的是离家不远的重庆二中。项茹梅能够进入重庆二中，还得益于“文革”开始前的一些小的“运动”，这些小的“运动”提出了就近入学的新概念，所以项茹梅他们这些坡坡屋的子女也能够进入二中。不过既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