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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不失健康。

显然三人中张爱玲最缺母爱，所以也只有她小时候脾气最坏，抓得何干满脸血痕；苏青小时候不是脾气坏，而是调皮任性，是无边的爱造成的后果；胡兰成则是个听话的孩子，母亲对他爱而不溺。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倒是三人中最适当的，以至于成年以后还感念受用不尽。他在《今生今世》里，屡次写到他为人处事，立身社会，或平安度过人生的关口，样样归功于母亲的教导。

吴*教育子女似乎最得法，自然也最有效。但细究起来，她的方法并无逾常之处，也就是一般日常里的骂骂讲讲，而且与“他爸”一样，不取被今人所极力推崇的“赏识教育”，对胡兰成“从来不夸奖”，甚而“无非叱骂”。成人后有了阅历的胡兰成回忆这一点，对母亲却不仅没有一点怨言，反而十分感激，说正因为如此，“我长大了能不因毁誉扰乱心思”。这是吴*做母亲的成功。

母亲（2）

论小时所受的家庭教育，苏青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一无规矩，像山野的草木自由生长；张爱玲的是看似可以没有规矩，其实是不见阳光的阴苛；吴*教训儿子的话是：“小人要端正听话，要有规矩怕惧。”她给胡兰成立的规矩似乎最多，有无数个“不可”，以致给胡兰成造成的印象是“这也不可，那也不可”，如“不可手脚逆簇，不可问东问西，不可要这要那，见人家吃食，不可站在旁边伺望，小人不可败大人手脚，不可拣食吃，不可没有寸当……”

三位母亲中，鲍竹青的性格软弱一些，面对丈夫的不忠，只是夜里独自垂泪，从此更小心侍奉公婆、精心照顾子女，以期多博同情，反衬丈夫寡情无义或催他醒悔；黄逸梵强硬一些，与丈夫发生矛盾，能够出远门而久不归，敢于面对面“剧烈地争吵”，甚至请洋律师打离婚官司，成为中国“五四”以来第一代娜拉；但最厉害的要数吴*，她竟能与丈夫打架，并且能把对方打跑。想必在这过程中她所依恃的不仅是体力，一定还有毅力——因为得理，有理撑腰。

吴*的厉害还表现在“棒教”儿子上。胡兰成回忆道：“因我不成材，几次被父亲恼，更常被母亲用乌筱打。”有意思的是，父亲只会“恼”，而“打”的却是母亲。与传统家庭相反，俨然慈父严母。

其实吴*并不是概念中的“严母”，在更多的情况下，她是和颜悦色的，会善诱循循，教导谆谆。胡兰成小时吃腌菜只拣菜茎吃，而不肯吃菜叶，吴*就对他说菜叶是大旗，吃了会做官，这就哄得他菜叶也吃了。她也乐于让幼子当帮手学做家务和生产，看他做错了也笑着宽容。正是因为有慈爱作基石，她的严格才有威力，也才易令孩子知错而对父母无怨。

吴*与黄逸梵都重视子女的“行”。吴*教训儿子的一句话是：“小人要坐有坐相，立有立相，走路不可油头蚂拐。”胡兰成听进去了，因为那时他还年幼；黄逸梵教女儿“练习行路的姿势”时，则委实迟了一点，那时张爱玲已经16岁了，所以张爱玲“非常感到困难”是自然的。

吴*如此教儿，并非只是为教他行坐姿势，胡兰成就知道这是母亲在教他“做人的道理”。相比之下，黄逸梵的动机要简单一些，不过是要教女儿一个淑女必须具备的“可爱的人品与风韵”的仪态。

父母对女儿与儿子的未来角色期待固有不同，但吴*教育孩子，确能抓住根本。胡兰成在*里写道：“我到杭州读书，母亲为我理行装，每回总吩咐：‘出门要理睬世人，常时饥饿冷暖要自己晓得，不可忘记家里的苦楚。’”几句叮嘱，说了三个极重要的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保护自己，三是不忘本。仅此就可以说，农妇吴*不简单。

吴*还有一句至理“凡”言，说：“靠教是教不好的。”似乎与“教育可以改变一切”相悖。她的意思实际是：　自己不要好，再教也没用。表达的思想包涵内因外因的辩证法。

这些方面，多可见吴*的理性。黄逸梵的理性其实更强。张爱玲从父亲的樊笼里逃到她那里不久，儿子也来了，说他也想跟母亲过。他带了一双球鞋，用报纸包着，总是做好了当日就不回家的打算。黄逸梵说她的经济能力只够抚养一人。张子静哭了，张爱玲在旁边也哭了，可是黄逸梵没哭。可怜的张子静只得回去了，仍旧带着他的球鞋。如果换了鲍竹青，自己再苦，也会收留儿子的。

外国哪位哲人说过：　女人在恋爱中智商最低。对于中国母亲来说，在母子关系中的智商之低绝不亚于恋爱中。而显然黄逸梵是个难得的“清醒”的母亲。中国母爱的“伟大”，是“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