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1/4 页)

词�喔銎档赖慕谀俊�

2001年家里又买了一台25英寸的国产大彩电，父亲和母亲的视野也被它放宽了。没两年村里也安上了“加密”，那台电视机可以收到三十多套电视节目。儿女不在家的时候，老两口晚上总是一起看电视，那是每天不可或缺的休息娱乐的方式。2003年5月份父亲去世后，母亲不愿离开住惯了的老房子去和儿女同住，那台电视机也成了母亲一人的电视机。儿女回家的时候毕竟有限，那台电视机也成了母亲亲密的朋友。“天气预报”是母亲每晚必看的节目，除了电视剧外，“有请当事人”、“说案”等也是母亲爱看的节目。

母亲的地柜儿上放着两个可以说话的朋友，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电视机。电视机可谓是全家人的平凡的“快乐天使”，它给我们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和知识。

抡大锤的日子

抡大锤的日子

王平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经过院领导的一番请示，上级主管部门终于批准了我们兴建新楼。6月中旬的一天，开早会的时候，院长宣布：“由于各方面的资金都很紧张，从今天开始有计划地自己动手拆墙，拆大烟囱，搬挪科室里的东西”。

劳动的第一天，是一个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的好日子。由于大部分人都得照常工作，腿伤未愈的院长只好领着我们几个男青年先赶着。我们第一个重点目标就是把车库的间墙拆了，准备以后放锅炉。那次，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抡大锤的滋味——抡过十几下，胳膊就开始发软。因此，40多岁的院长和我们五个年轻人采用车轮战术，一个人抡十几下，再换下一个人，只抡得尘土四起，满脸灰尘，浑身淌汗。没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拆掉了一面墙。也就是在那天的劳动中，我不仅把手弄破了皮，而且因抬东西弄了满身机器油。

忙了几天之后，老医务工作者也出动了。50多岁的支部书记和几个老医生干起活儿来比年轻人在行，经常指导年轻人干。后来大家在院长的指挥下，顶着烈日，开始拆大烟囱。大烟囱有十几米高，想把它放倒，又无任何危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院长担任总设计师，我们十来个人不分老少，采用车轮战术用钎子和大锤，一点一点地把大烟囱底部的砖敲掉。接连几天，在太阳底下持钎舞锤，挥汗如雨地干，终于在大烟囱底下敲了个大洞，院长说可以停下了。第二天上午，院长用救护车把住院的几个病人暂时挪到别处。回来后他让一位男医生爬上大烟囱把粗绳和导链儿拴好。女职工也出来帮忙，和我们一起拽绳。另几个人则把导链儿的另一端固定在一棵树上，一点一点地导动。我们距大烟囱数十米远。院长派几个人守住路口，不让行人经过此处。大家听着指挥一起生龙活虎地干着。只见大烟囱渐渐向西倾斜，缓慢地向下倒，那高大的身躯倾斜了一定度数后，突然快速摔下来，“轰隆”一声巨响，无数砖块和着尘土四处飞溅，浓“烟”骤起，场面颇为壮观。大家高兴地喊起来了。几天的汗水终于没有白费，大烟囱被我们放倒了！

一个多月的时光匆匆而过，铁锤、铁钎等工具代替了手中的听诊器和手术刀，伴随我们男女老少在阳光下、风雨中完成了建楼前的大部分准备工作。

那是怎样的一个多月啊！

今天，当我们在整洁宽敞的新楼做着救死扶伤的神圣工作时，总爱忆起那些拼搏奉献的日子。我深深体会到，只有用汗水换来的果实，品尝起来才格外有滋味。

（注：本文原发表于1997年11月15日《健康报》，未改动。）

美丽的小村

美丽的小村

王平

我的家乡是爱辉镇辖区的一个小村：西三道沟，又叫里三道沟。小村曾经历了满清、民国、伪满洲国时期的黑暗岁月，是新中国的诞生让小村获得了新生。

我的父亲出生于1948年，母亲出生于1952年临近初春的时节。他们尽管经历了那场旷日持久的饥饿和十年“*”，可幸运的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

母亲生我的时候是在1971年的10月，那时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只能借助在亲戚家里。

童年时候的我对小村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那一座座破旧的土房在我的眼里都有几分神秘的气息。上海青年宿舍就盖在小村的东面，是一座座长长地土房，上面还有白灰刷写的标语。我们的幼儿园也是一座土房，离学校不远，上海青年朱老师在那里教我们唱歌识字。我七岁的时候，终于走进了红砖筑就的小学校。这座砖房，两面是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