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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门口有人在喊：“错了，错了。”那伙人随即逃之夭夭。

而一位在事发地经营烧烤摊的目击者却这样描述当晚的情景：“那天晚上大概不到12点，他们（马永康等）突然与靠帐篷里面的一伙吵起来。那伙人后来打车走了，没多久便又返回，手里拿着大约一尺半长的砍刀，闯进帐篷就开始砍。大约五分钟后又打车跑了。有一个人（马永康）伤得最重，头上、胳膊、肩膀好几个地方受伤。另外还有几个人伤得并不重……”

但另外一名熟悉内情的人士却否认了以上描述，他说：“那伙歹徒事先并没在烧烤摊吃饭，而是从外面闯入直接奔他（马永康）去的，看来是有所准备和预谋的。他们推开前来劝架的朋友，只对马永康一人下手。他们下手之所以不重，是因为他们的目的似乎并非是要置他于死地，而更像是要给他一次警告。马永康得罪的人不少……”

失踪的主教练（1）

2009年11月20日深夜。我正和几个朋友在外面消夜，央视记者宋飞京突然打电话给我，问：“郝老师，你们那封来自青岛的举报信还有吗？在哪里？”

我说：“有，我们的记者刘志向保存着呢！”此时，刘志向正在新加坡采访王鑫*案。

宋飞京至少在沈阳待了半个多月。这小伙很敬业。蹲守沈阳，警方不接受任何采访，在没有任何官方消息源的条件下，他不停地寻找线索，落实采访，使得央视对打假扫黑的报道有声有色。

我最后一次为宋飞京落实的采访是刘志向。

《辽沈晚报》收到青岛那封举报信后，我当时告诉刘志向两点：一是有分寸地公开披露举报信内容；二是尽快和举报人联系上，最好是能见面，争取从他手里弄到详实的涉赌涉黑线索。

报纸连续两天对青岛足球假赌黑现象追踪报道，宋飞京当即打电话给我，要采访直接参与报道的刘志向。

小宋的采访是围绕着这封举报信展开的。也正是央视这次采访，进一步把青岛演变成了打假扫黑的第二战场。

央视对打假扫黑报道的胆识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只是，央视作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他们直接对一个地区的足球作揭露式报道，没有事实做依据，难免会被人钻法律的空子。因此，我问宋飞京：“你忽然找那封举报信干什么？”

他说：“我们台长要，今天晚上必须传真至台里……”

好在刘志向的手机办了国际漫游。联系上他，才知道那封举报信的复印件在他没有上锁的抽屉里。小宋深夜打车到《辽沈晚报》，我派人接他到报社。传真完毕，他才松了一口气。

宋飞京是11月26日离开沈阳的。离开沈阳时，他神情中充满了遗憾和不甘。

因为11月25日晚上，借助央视，公安部第一次公布打假扫黑的案情。而做这次采访的是他另外的同行，采访地点也是在北京。司法主动介入足坛假丑恶的调查侦破工作，这对一个新闻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宋飞京时，他很无奈地说：“现在抓点儿实质性的东西真难，但我只能在沈阳守着，搞新闻的遇到这样一个大事件不容易。”

他在沈阳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彼此交流信息。最初谈的都是辽沈那些落网的足球人，后来谈得最多的是青岛足球。比如，他问我对蔡晟是否了解，他这个青岛海利丰主教练怎么说没就没了，会不会和“吊射门”有关……

蔡晟我了解，但他失踪我却找不到答案——是畏罪潜逃，还是被抓起来了？或者干脆被人灭了口？

记得我从业后第一次采访就把蔡晟当成了偶像明星。那是1993年底在成都，中国足球第一位外教施拉普纳带领国家队备战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当时的蔡晟如日中天，一米九四的个头，良好的技术素养，使他成为国家队克敌制胜的法宝。中国足坛流行的“一高一快”和“双高”战术一度成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最时尚的战术风格。

1993年，在伊比尔德举行的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比赛中，蔡晟在首场对巴基斯坦队的比赛中独中三元，上演了帽子戏法。次战对阵约旦队，蔡晟再次攻入一球并为国家队创造了一个点球。随后由于国家队意外地输给了也门队而小组翻船，蔡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冲击世界杯之旅提前结束。

直到三十岁时，蔡晟被武汉队挂牌，随后流浪到青岛海利丰队踢球。2003年退役，在该队做助理教练。再后来，接替殷立华成为海利丰队主教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