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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大学毕业证好好学习,对自己进行教育工作。
东斜西独走了,新生们又要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联想到朱赫的离开,把他可能的未来与“老毒物”的未来做了个比较,我不禁觉得自己有些冷血。可是,我又不能把太多的话说出口,朱赫也许不会像“老毒物”那样拥有一个美好而又可见的未来,也许,全是因我而起。我负责论坛将近一年,和“老毒物”相识很久,今天他终于能靠自己喜欢的本事赚钱了,我真的很高兴。而我和李不曼所关心的朱赫,却还在为他眼下的事心急如焚。
我偶尔在走廊里看到朱赫,他已经在准备行装了。
莫名,我心里有种失落感,但我又安慰自己,失学的人又不止他一个,我救了这个也救不了所有。我一向都把自己当做这个世界中唯一清醒的人,现在看来,我也并不是那么清醒了。
李小曼已经不再和我过多地联系了,即使上课时相互看见,也并不和我说话。虽然我并不爱她,但被自己不爱的女孩蔑视了,也不是什么好体验。我知道,在她眼里,我就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更别说女人了。
我想,我离坦然越来越远了。又过了几天,在网易的新闻版上,我看到了一位高官厚禄的老先生极为“愤青”的言论。他是这样说的:“我们高校一天到晚都在做思想工作、德育工作,如果一个学生家里有困难,就没人管,学都上不下去,那还有什么思想工作可做呢?”听了这话,我都有种想在新闻联播里为他喝彩的冲动。但是言语毕竟还是言语,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命运教给我们的只有顺从。论坛上的同学们说得再有见地,落实到现实中,也不过是一群没什么主意的孩子。有的人说,一个群体人越多反而越没有力量。
是啊,一盘散沙。
那些“大人”们给我们的话语权,恐怕也仅仅是:“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脱下来我给您洗洗吧。”我知道,他们觉得做爱大喊大叫的都是淫荡,我们应该像花粉受精一样默默无声。
学会平静。
朱赫也是。他把自己的情况和辅导员说了,辅导员告诉他:“咱们学校替学生想到了,所以我们是弹性学制,你可以去打工,先不用退学。你放心去吧,我们这儿最多可以8年毕业呢。”8年毕业,毕业时孩子都该好几岁了。
8年,是啊,毕业就快30岁了,多好的年龄!这8年里,我们可以出去打工,但没有学历的打工和农民工又有什么区别?两年里可以攒下一年的学费就算老板太有良心了。当我们用去四年时间把剩下的学费都缴上了,才发现自己竟当了四年农民工!我们毕业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已经做了四年白领了。大好的时光若被这几年大学耽误了,谁都不甘心。
那位部长老先生还说了:“可银行还是不贷,但银行不给我们也没办法呀!3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和银行签订了协议,可银行借口说人事制度改革一直拖,有的银行甚至明确表示不愿做……”
我一直很钦佩这位已经位高权重但仍忧国忧民的老先生,他本可以保持沉默的,但是他说党性不允许他保持沉默。这样的好人总能让世界变得温暖。我不像他,很多话我是不会说的,因为说了就要做到。我可没那有多出来的精力。但是作为朱赫这样一个生活中的绝对弱者,若不给他一些发牢骚的机会,他怎么可能接受呢?并不是有人说几句牢骚话,我们就可以判定他是个“愤青”了。我很理智,我不是“愤青”。我滑得像根老油条,哪里还有点“愤青”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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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酒晚舞十四(1)
朱赫一度没有了任何幻想,中央的文件都下发几个月了,可是学校没有任何反应可言。谁都知道这种事情在上层是千重浪,到了下层就是几片涟漪了。
一天早上,李小曼打电话约我出来,我们约好了在咖啡屋见面。见面的时候,我是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的。她拿去我的笔记本,上面正好有一首我刚写的诗。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只觉得诗才是离我最近的东西。小时候,绝口不提金钱是最高尚的,但是李小曼却试图告诉我,现在这个时候,谁能拿出钱来谁才是高尚的。
那诗是我献给几个老歌手的,已经贴在搜狐上有一段日子了。李小曼低声读了几句:
献给罗大佑,黑豹,苏芮,伍佰
童年不在了
还有什么会在
我想去台北的什么路
看那里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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